药，我的心病（三）

那是一辆老式的自行车，是二丫家里最值钱的物件了。

二丫家里很穷，父亲是国家干部，母亲是个裁缝。常听母亲叨叨父亲不会做人，那可怜的工资除了维持他一个人的开销而外几乎没有贴补过家用。母亲夜以继日的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双脚在缝纫机上踩出的针线养活着她和五个孩子。父亲是个小个子，可以说是弱不经风。在二丫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是皮包骨头般的弱，那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成年男人的身材。但二丫却清楚的记得父亲经常耐心的给趴在他跟前的自己嗑瓜子的情形。不管怎样，他是爱孩子的，二丫经常这样想。

二丫所在的村庄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除了田边很少的一些树呈现出一些绿色而外，大多数的地方都光秃秃的。视野中除了黄黄的土就是土的颜色映出的荒凉。夏季在麦田的衬托下略有生机的小村庄在寒冷的冬季即可听到像北大荒的雪原里呼啸而过的风的叫嚣。二丫经常触景生情的想起小时候冬夜里房顶上肆虐而过的风，那是她咳醒了看到屋顶上在突突跳动的煤油灯下晃动的母亲伏身的影子，听着母亲踩缝纫机的呼呼声而心生的悲凉，常常使她的心紧紧的有点冷。

那个小村庄在她小时候生病的年代只有一个看病的地方，一个大夫被称作赤脚医生，那个地方叫大队卫生所，应该算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大夫是个男的三十多岁，跟二丫的父亲有点像，据说他俩是表兄弟。

卫生所位于大队院子里，院子破破烂烂的，房子也因历史悠久而尽显斑驳。三间大的一座房子，中间用墙隔了一个里屋，小门上挂着白门帘。里屋住人兼仓库，随地堆放着几个药箱还有其他生活用的杂物。窗户是用牛皮纸糊的，光线有点暗。房顶上粗细不一的椽子上尘絮飞舞。外屋是看病的地方，有一个中药柜，上面的小抽屉或长或短的伸出来，用来抓中药的小称随意的挂在一个格子上。每当大夫用它在出进轮换的格子中一撮撮称量的时候，二丫觉得那简直就是如同科学家研制导弹一样的高难度。与中药柜并放的是一个小货架，上面摆着大小不一的西药瓶还有几种注射用的针，品种不是很多，药盒的包装也黯淡无色。一个木头底色的磨得有点发黑发亮的柜台将大夫与病人里外隔了开来。四五岁的二丫每天被大人放在那辆自行车的大梁上去有点亲戚关系的卫生所里打针。每天一针青霉素，一针链霉素。

在二丫的印象里，那时候用的是青霉素钾，一个现在装注射剂的细长的玻璃管，里面是一白色的块状物。不是现在的青霉素钠，也不是现在的厚玻璃制的粗短的小瓶子里装的纯粉沫状的白色物，瓶口也不是用橡胶塞和铝封的。

但这个地方留给二丫的记忆里最清晰的却是一个在铝制饭盒里扑腾着的三四支玻璃制的针管还有十几个钢制的针头，在它们的下面垫上有点厚的纱布。夏天用电炉子冬天则是在取暖用的火炉子上，通过不断的煮沸来消毒并连续的使用着。

那是一个很贫穷的年代，物资匮乏大多数人都挣扎在温饱线上，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一次性的注射器。但那也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年代，没有任何外界的信息来源，人们都局限在这小小的村子里。世界无非就是那么大，人们的视线无非就是李家或张家最多加上王家。也不知道打针还能交叉感染什么如今很时髦的不治之症。所以，今天的二丫每次看到注射器的时候眼前浮现的都是那几个躺在饭盒里的颜色发黑的有着悠久历史的且质量过关永不破损的不知为多少人贡献了一生的针管，二丫有点向它致敬的意思，她觉得是它救了她，让她知道了它后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