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示例
父亲故去已十二年，这些年来，我总想该为他写点什么用来纪念，可总觉得似乎无话可说，却又觉得不能不说。无话可说是因为父亲没有什么可数的丰功伟绩和趣闻轶事，一介平民百姓。觉得不能不说是因为内心总是有个郁结，不解总是不快。
不知为何，想起父亲，我的耳边就响起那首《天涯歌女》的曲子。几根山羊胡子，稀疏细软的头发贴在额顶上，清瘦苍老的父亲常坐在床沿边或灶台前的小椅上握着他那把用捡来的蛇皮自制的胡琴边拉边唱着“
天-涯-海-角……
觅呀觅……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
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爱呀爱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父亲拉的曲子还很多，《九一八》、《松花江上》……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曲子，不知为何我对这首曲子印象特别深。也许是因为那种淡淡的忧伤，一点寂廖、一点落寞、半点痴迷……
父亲生于1935年，我自然是不能知道他的具体童年生活，但从偶尔的谈话中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童年时代生活还算殷实，我祖上在当地也算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满清秀才，听说曾在将乐县当什么官，我家乡双溪镇是当时的县衙所在，他在本县好象也有一些头面，听父亲说常有一些官员到我家谈事，我在县志上看到的唯一关于他的字眼是他和当地名流徐式圭（屏南二中的创办人之一）合办育婴局的记载（这是一项防止当时百姓溺婴的善举）。他也做些盐和茶叶之类的生意，家底也算不错，我爷爷的几个兄弟和我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当时也算有文化之人。因祖上为孝道人家，我曾祖父曾获批准建造孝子坊和孝节坊，家族的口碑是不错的。我从来没有听乡亲长辈说过我家象那个时代的一些书本上说的地主阶级那样为非作歹，做不道德的事。子孙们本是可以人尽其才，做更多有益的事的。可是文革改变了一切。
关于文革那个匪夷所思的年代，我是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了，父辈即使偶尔说起，我也是将信将疑。课本上也没有太多的描述，文艺媒体上的文革也越来越唯美，现在网上查资料才了解它所造成的死伤堪比战争，影响之深远更超乎想象，现在提它似乎有揭旧伤疤之虞。当下好象有个新奇的论调：“文革是多数人高兴，少数人不高兴的事”，似乎算是好事！？---“多数人高兴做的事就可以做”，这种逻辑是十分可怕的！历史的教训如果被遗忘，就可能重演。现在我明白，相比千百万被虐死的生灵，我家的遭寓并不算坏，但从我父亲身上，能够感受到文革对一个家庭单元的影响已足够大。最近看到一篇陈丹青的访谈《我们仍生活在文革的结果中》，我是深有体会的---文革的影响并没有结束。
文革中的“二次土改”我家被评为“地主”，房子的大部分被没收（只留一个房间供我爷爷栖身），家产几乎全部查抄，连床上的棉被和藏在谷糠堆里的一桶猪油和一箱我姑奶奶的陪嫁银饰也被翻找出来拿走。祖上建的孝子坊和孝节坊全被损毁，殘断的石柱和石板散落四方，许多石板就被用来铺大街上的下水道，上面刻着记叙的碑文和“孝子”等大字样，我小时候上下学便在这上面来来回回踩着。几年前，政府搞白水洋和双溪古镇旅游，许多外地来的客人在老街上走着，带着探究和疑惑的眼神看着上面的“孝子”之类的字，乡亲们似乎良心发现，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于是便把它们藏到一个城隍届里去。物质上的掠夺是可以量化和看得见的，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身份在当时是被严重岐视的，全社会都排挤你，听父亲说，去铁路工地扛石头都要考察“成份”，生存空间很小。直到如今上年纪的乡亲仍能清楚感受。去年回老家，在县城一家双溪老乡开的餐馆吃饭，聊起来，我一说我父亲名字，对方就立刻想到当时他成份不好，生活很困难。
父亲体力不好，生产队的年代，农活上总是跟不上别人，得的工分都很低，分的粮食也就少，一年到头总是不够吃。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饥饿中艰难走过来。在那个年代父亲要把我们三兄弟养大是何其不容易！后来包产到户才慢慢好转，但是父亲体力也渐弱，晚上睡不好，常累得半夜呻吟，劳力上青黄不接，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虽努力劳作着，粮食产量却很低，还是常饿着，直到杂交水稻推广，我们兄弟慢慢接上力才摆脱了饥饿，这时已经到90年代了。
我现在常忆苦思甜着，老婆便常半开玩笑挖苦说：“你家为何会穷得吃不饱？--那是因为没本事！……”我总是哑口无言。是啊，放在如今，吃不饱似乎有点不可思异，除了懒散无能还能作什么解释？我的体格其实还不如父亲，如今却也能勉强裹腹。可是回到40年前，便不会有这个想法了。那个时代，除了体制内的人员能靠政府发钱吃饱穿暖，农村百姓吃饱穿好的本身就不多。在父辈的身上，我看到了政治对个人命运的荒唐裹携。任何人再有本事也不能游走于你的“阶级成份”标签之上。
农耕劳作本是不适合文弱的父亲的，如果换个时代，他或许有更适合的事可做，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印象中父亲的那点文化除了自娱自乐看点书报，和我讲些红楼三国水浒的故事，在几个乡下（前洋、塘头、岩后、后峭等地）当了几年的民办老师，参加举国上下的夜校扫盲运动之外，就是用来写平反报告和我上学时的减免学费申请书、或者帮村民写写信和报告、诉状之类的了。我小时印象中总是看见父亲白天农忙完，晚上就在油灯下写着报告，可是似乎并不顺畅，上去好几份都没有结果。记得大约八二年的时候，他有一次愤然带着幼小的我找到当时的村部，面见村干部，我发现父亲十分狼狈，几乎是哽咽着说话了，具体说了什么我没什么印象，我只记得一个叫包门义的村干部安慰他并抓了一把糖果塞给我。我猜想父亲是把多少年来的愤懑都倒出来了吧。终于到了1984年，终于见了些成效，在被没收二十几年后的房子归还回来了。那一年可以算是父亲一生中最扬眉吐气的一年了，搬家时父亲特意在房子的各门窗上都贴上自题的对联。我清楚地记得大门贴的对联是：“河山添景色 政策暖人心---春回大地 ”，房间窗上贴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春色盈庭”----这些文字足可以反映父亲当时的心情了。97年邓小平去世，父亲从报上得到这个消息，只说了一句：“百姓对邓小平的评价要比毛泽东好……”父亲对邓公的感激可以感受得到。只可惜父亲享受不了更多盛世的好处了，几年后我们兄弟也能挣些钱，生活略有好转，可他就带着半生的憋屈离开了我们。“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人生最大的伤悲了！
说父亲的婚事，于儿女来说似乎不妥，但从婚姻在人生中的地位着眼，我却不能不提，父亲的婚姻并不理想，他37岁才结婚，我母亲不识字，小他17岁，也许当时的他们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作为“地主儿子”“黑五类”，能娶上亲就不错了。我母亲脾气坏，总是时不时无理取闹，不是找家人的麻烦就是找邻里的麻烦，印象中父亲总是隐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多就是用手臂挡一下飞来的拳头或扔来的东西，或抓住母亲的乱挥的手。他当时并不年迈，不至于打不过体格也并不是太健的母亲的。以至邻里觉得他太宠了。我曾经年少无知，也是觉得父亲太窝囊，但成年后我才逐渐明白：父亲除了隐忍也不能有别的法子了！---这就是命运！
父亲年轻时也曾天不怕地不怕过，当个“无三证”（？不知是不是这样写）东奔西走，经历各种苦事乐事。合作社时不许单干，可是粮食实在不够吃，父亲便带着红薯苗自已去偏远的山里种，巡查的人见了，他装作没看见，人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当民办老师的几年或算是他留恋的时光，他是否也有着浪漫的追求？我不得而知，小时候蒙胧间听父亲说起一个和他一起教民办的女老师，言语间似有些许落寞的情愫……。记得有一个夏天傍晚，我们在门外乘凉，不远处有个女性，父亲特意对我说那个就是以前和他一起教民办的老师……
“天涯呀海角
觅呀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
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爱呀爱呀郎呀
咱们俩是一条心
家山呀北望
泪呀泪沾襟
小妹妹想郎直到今
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
爱呀爱呀
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
人生呀谁不惜呀惜青春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
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
爱呀爱呀郎呀
穿在一起不离分……”
耳边又响起父亲的胡琴声。眼前浮现他唱着曲调的陶醉神情。
高世麟（201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