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四十年前的信

1980年5月，那时候我不满25岁，是一个刚从小村走出来的懵懂青年，兴奋地来到尧山东北面的矿区。虽然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四周是沟壑和庄稼地。我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那些高高的井架，转动的天轮，以及来往的运煤车，我感觉这就是外面的精彩世界。

那时候，我没有读过多少文学书籍，也没有见过印着花花绿绿封面的杂志，也很少看过有关青年人思想困惑的文章。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单位图书室看到了一本《中国青年》杂志，觉得很新奇，借过来就如饥似渴的读着每一篇文章。读着那些有关青年话题的文章，我似乎像一个没见过小溪的人，突然面前出现了汹涌澎湃的大海;像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乡里人，被人领进了高楼林立五彩缤纷的城市，觉得眼睛里充满新鲜和惊奇。

就在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的第五期上，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 “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也打中了我这颗在文革中上学的荒芜与干涸的心。

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结尾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真实的“潘晓”其实是两位青年的集体笔名，他们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他们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潘晓的这封来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读了一天又一天，当时我几乎能把这封信顺畅的背下来。我为什么这样的喜欢这封信，是因为它说出了当时青年人的心里话，这是我之前从未听到和看过的触及心灵的话。是因为那封信的文字语言让我无限的欣赏和崇拜，感觉世上竟然有这样美好的文字。

潘晓的来信在全国青年中展开了热烈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整整持续了一个夏天，它的讨论热度如同那个夏天的温度，但讨论的最后也没有一个结论。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因为太喜欢潘晓的这封来信，我就专门购买了这期《中国青年》杂志。而这本《中国青年》我妥善保存了三十多年，尽管杂志已经曲卷，纸张已经发黄，我依然很是珍惜，它激励我走上了爱好读书学习的人生。虽然，我对人生的道路，没有思考明白，但我知道了人生是可以思考的。就在那一段时间，我也痴情的读徐迟写的《歌德巴克猜想》，知道了有报告文学，我也用收音机收听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专门的爱情小说。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我对文学热爱的起点，也对我的一生的职业方向影响深远。可惜的是后来在搬家时，这本《中国青年》丢失了。

在这场讨论过去30多年后，我们反思，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在一次纪念潘晓来信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动的情绪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从网上搜出了潘晓的那封来信，再一次满含深情的读着，依然觉得激动和热爱。当我已到老年，没有了那么多的人生困惑，也不需要再思考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只是安闲陪着如月星辰慢慢变老。但是，我会对青年说，“今天，人生的道路已不仅仅是宽窄的问题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应该考虑的是，你们怎样表演才更出色，更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