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文革中的学校活动——新华陶厂学工

文革中的各级学校都要遵照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发出的指示办学。五·七指示中针对学校的部分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70年秋季，学校组织了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到隆昌新华陶厂“学工”，为期15天。两个班的主科教师也参与其中。

新华陶厂在四川隆昌石燕辖区内，规模不大，坐落在偏僻的山岙里。其四周植被繁茂，除少量的灌木外，基本上是松树。那些错落于山脚的制陶厂房非常简陋，不如说是简易的工棚。但数量可观的陶窑却给人以鳞次栉的感觉，为避水患，它们均依山势而建，长度约30米，宽度2米以上，高度2米左右。

我们到达陶厂那天，厂里为我们开了欢迎会。一番“欢迎光临”、“大力支援”的客套话后，厂领导简要介绍了陶厂的历史、产品种类，以及生产规模等情况。会上，带队的老师就学工的意义做了简短发言，学生代表也上台表示了决心。

当天下午，在一名厂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到厂房和窑口去参观了揉泥、制坯、画坯、施釉、晾干、运坯、入窑、煅烧，以及出窑的工序，对泥土如何形成陶器有了感性认识。过去我们在县城的露天窑铺里见到过缸、钵、坛、罐、碗、盅、壶等这些陶器，众多家庭也在使用着它们，但因它们是成品不能给人以新鲜感，而这里的各类半成品却撩动着我们的好奇心，唤起了我们潜在的兴趣。

第二天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劳动：往揉泥的厂房运送陶土。然而运送，靠的是我们柔嫩的肩头。陶土是岩石风化后沉积下来的黏土，用锄头挖是很费力的。由于陶土含铁量高，因而同样的体积，却比普通的泥土称重许多。

所以无论是“挑土”还是“挖土”，持续作业都难以坚持，于是大家就半小时一轮换。这样的劳动，仅一天下来，没有一个同学的肩头不红肿，手掌不被打起泡的。劳动强度大，使得大家在最初几天极不适应；基本适应，却是在“学工”的后半程了。

“学工”时的居住条件是很差的。男女学生各住在一间用厂房改造的大屋里。睡的是通铺，即用新砍伐的松木紧挨四周墙壁捆扎好，然后放上竹篾、铺上谷草和草席的那种“床”。铺盖枕头是自带的。秋夜仍有不少蚊虫，但那时还没有蚊香，就点着蚊烟睡觉。

我们与陶厂的职工在一个食堂用餐，自己买饭菜票，在窗口排队打饭菜。食堂没有饭桌凳子，打好饭菜后，三五个男同学凑在一起，蹲在露天吃。女同学亦然。食堂早餐有稀饭、馒头、玉米窝窝头和咸菜；中午和晚上有干饭和玉米窝窝头，秋南瓜和牛皮菜是绝对的主菜。

那时，国家每月供应的粮食定量是：居民25斤；干部27斤；中学生32斤。其中70％是大米，30％是粗粮。我们用粮票在食堂买饭票，经办人会按这个比例给两种颜色不同的饭票，一种是买米饭或馒头的，一种是买玉米窝窝头的。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们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加之“学工”劳动强度大，每顿按定量吃是吃不饱的，却又不敢多吃，因谁家也没有宽裕的口粮。

我们白天劳动，晚间大家还要坐在床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听老师小结当天的劳动情况。积极的和消极的老师都一并指出，当日表现好的同学会得到表扬，表现“差”的同学会领受批评。

偶尔，老师也要求同学们积极发言，希望就搞好“学工”活动提出建议，或者指出已出现的不良苗头。记得一次会上，我就反映了一种现象，并指出了它的危害性：有的同学晚饭后转路，爬上了没有生产的陶窑，并在上面走来走去。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对陶窑造成损坏，也可能导致自己摔伤。

我那时毕竟青涩，不知道在会上反映这种现象，会得罪“有的同学”。

说是“学工”，可我们在十几天里，就只做了挖运陶土这件事。虽然也到厂房和窑口去参观过制陶工序，对由陶土形成陶器的工艺流程有个大致的了解，却没有动手去实践过从揉泥到煅烧中的任何一道工序，这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2013.5.24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