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散文随笔

算命先生例子

本文已影响 2.75W人  秦玉良

有求必有供,还是有供必有求,正如鸡蛋和鸡先后的问题。常常在想,算命先生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如此,迷信也好,骗术也罢,大抵是为了迎合一部分人对于现世的无奈和迷茫罢了。

算命先生

——写在前面的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命先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算命成了一种职业。

在农村,人们在儿女婚嫁、事业前途、疾病健康等方面喜欢找个“明白人”看看,所谓的“明白人”即为算命先生。本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原则,一切事也就随着算命先生的指示来办,出不了什么岔子便是大吉大利。

在我上下班的路上便有一位算命先生。30岁左右,穿着得体,手持一根拐棍,拥有着算命先生最真实的本质——双目失明。对于算命来说,这一类人是主力军。人们相信瞎子,因为大家认为,瞎子看不见,只凭一个生日,就可以判断吉凶,实在是神奇的。

对于算命先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在这样的一个省会城市里,他的客人之多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十根手指的盘算下人的命运就出来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那些人的命运取决于他的心情。心情好时,不久你就时来运转,桃花运行;心情坏时,霉运随时到来。我曾经也找过算命先生为我算上一卦,因为关乎我的学业的问题,高考之后我纠结于是复读还是上一所二类大学。在那一卦之后我听从了算命先生的建议,选择了上大学。现在毕业了,回顾我的大学生活还是辉煌的,找到的工作也是不错的,似乎应该感谢那个算命先生,可是转念又想,不听他的我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呢?其实,人总是这样难以满足。

大学伊始,在我的谈到自己的大学是靠算命先生决定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成了一段娱乐素材。他们没有嘲笑,因为大部分人也都经历过。同样的道理,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不应该用一种鄙夷的目光去看待那些算命先生,他们并不是不劳而获,只是与这个时代所倡导的科学格格不入罢了。正如前面所讲的一样,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人要求去算命了,他们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可是,当我们迷茫时,难以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抉择时,他们成了我们的一种选择。

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的开发与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是对大自然的敬畏,相信那时候的算命更多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国兴邦安。现代社会,经济科技高速发展,人与人分工变得更加明确,个人感受渐渐上升到一定高度,随之而来的竞争压力变大,在物欲横流的情况下方向感逐渐失灵,迷茫中算命先生便成了一种“开脱”。

有时候,人在难以抉择时比没有选择时更难受,所以这种迷信的“开脱”也是一种缓兵之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开脱”的手段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街头巷尾,不再仅仅依赖于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几根竹签,星座占卜、运势、塔罗牌等等开始盛行。这些新的算命形式的出现不再像传统的算命形式那么明显,在娱乐中便知晓了自己的“命运”何乐而不为。

算命这种行业之所以至今仍然盛行很大一部分在于没有一部相关的法律加以限制,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准许这一行业的存在,如:2002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草案修改稿)》放开了对北京市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和驱鬼治病等活动将不再违法的限制。案例一出引起了一段时间的热议,该不该放开这种限制,各有各的理。

我们姑且抛开法律这一层面不谈,对于当今以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应该对这一现象加以限制,可以存在但不要祸及到国民之根,根劣了,国则裂。我们大可把算命先生当作茶余饭后可以谈心的人,把算民占卜当成社会文化中的一瞥,仅此足矣。

作为新时期的开拓者,我们理应与科学为伴,坚守理想,找准方向,摒弃迷信,以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充实自己的心灵,走出一条国富民强之路!

(2012年7月24日记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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