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治的顽症

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引为自豪的伟大民族，发现和承认自身的毛病，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若要全部治愈，更为困难，以致有的成为顽症。

这是我“联系实际”读《中国人德行》一书后的感叹。

《中国人德行》是一百多年前一位叫亚瑟·史密斯的美国人写的。他在中国农村从事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长达五十多年，在中国居住二十二年后出版该书，被译成法、德、日等多国文字，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注重研究中国国民性的鲁迅先生认为这本书“虽然错误亦多”，但力主推介给国人。他在逝世前十四天发表的文章中还希望国人通过《中国人德行》自省、分析，进而变革。

我读《中国人德行》后被深深刺痛。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从没有中断的文明和优良传统的民族，素称礼义之邦，曾跻身于世界强国行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给我们以无比的自豪和自尊。这是不用怀疑的。《中国人德行》虽然讲了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忍耐、坚韧等等，但对“中国人德行”的批评，确令一个中国人“难于接受”。我们可以从该书中找出一些错误给予批驳，但公允、理智、清醒地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讲的是“相当、相当”的深刻，当然也尖刻。正如此书的译者张梦阳先生去年在“再版后记”中所说的，“《中国人德行》里面所批评的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并没有得到根治，有的甚至于更加严重了。”看看眼前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诚如斯言。

史密斯在该书“缺乏公共精神”中写到：“中国大多数城市里，狭窄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形式的手工做坊，屠夫，理发师，流动的吃食挑子，木匠、修桶工等各种工匠，都在小道两旁占有一席之地”；“各种小摊不只是妨碍了交通，木匠在其摊前留下一大块木头，染色工持起长长的布，做面条的在大路上晒起面条”；“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共的’一切不感兴趣，而且，对这些财产不加保护，使之成为偷窃的目标。”今天，这种“毛病”根治了吗？没有。各地在创建文明城市中，普遍反映最难解决的是乱搭乱建、乱丢乱扔、乱堆乱放、占道经营，小街小巷成为“死角”，护栏架、电缆线、电话亭、广告牌、下水盖等公共设施常遭偷盗损坏。

一个民族中一时的成员个案，当然不能概括为这个民族的特性；但如果是民族中成员的长期普遍行为，那恐怕就要从这个民族的特性上看问题了，固然在心理和情感上难于接受。

时下，我们普遍存在的“缺乏公共精神”现象还有：个人住房内收拾的干净整洁而在楼梯道里堆满杂物，个人养狗不加看管而任其在街头上乱窜咬伤他人，公路上铺放农作物影响通行而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众人参加的会场里却手机不断响起，标明“严禁烟火”的地方却打火吸烟，应该保持安静的公共场所却大喊大叫；还有破坏生态环境、进行权力“寻租”，可以说也是“缺乏公共精神”所致。

二十多年前，我在俄罗斯处于“最低谷”时期去过它的一个偏僻的边境城市，被一件事深深震动。在俄方火车上，与我同一车厢里有三个满面酒气的俄罗斯青年，看样子像我们所说的“混混”，他们吸烟时自觉走到两节车厢的接口处；而从外表看起来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位中国同胞，却不顾乘务员的多次劝阻在车厢内几次吸烟，后被处于罚款。当时，我们都为这位同胞的行为感到气愤和丢人。这件事，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公共精神上的差距。我当时认识到，我们十年后在公共精神方面还是达不到俄罗斯民族的程度。今天的现实正是这样。

缺乏公共精神，必定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意识，从而对“公共品”损害、侵占、非法运用。我们现在许多社会问题，可以说其中很多是缺乏公共精神带来的。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人，肯定不会为他人和社会所欢迎；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肯定不能形成良好的形象、风气和环境，何谈自强和振兴呢？我们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加强社会公德教育，根治好“缺乏公共精神”的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