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树上的男爵》的漫谈

二战在意大利的爆发致使卡尔维诺中止了在都灵大学史学系的求学生涯，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战后卡尔维诺重回都灵上学，开始了其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树上的男爵》发表于战后，故事在时间线上包括跨越了二十年的法国大革命。

提到主人公柯希莫，作者在附录中谈到对这一形象的最初构想时写到“我让这个不愿像别人一样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变成一个厌世者，而变成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运动，愿意全面参与积极生活：从技术进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但是他始终认为，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乐趣。”因而将主人公划为三个身份和精神层面进行详叙或许是探索人物内心复杂宇宙的捷径。

诗人：私以为独属于柯希莫的独特诗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情，二是死亡，即归宿。柯希莫讨厌扭扭捏捏、娇滴滴、软绵绵、矫揉造作的那一套，他不喜欢任何不是天然情意的表现。这个现在不知餍足的情人，是一个信奉禁欲主义、苦行主义的清教徒。他一直在追求爱情的幸福，但一直都是对肉欲怀着敌意。他甚至怀疑接吻、抚摸，情话或者掩蔽了原始的快感。很难说柯希莫对于原始的执念到底是出于本能还是在树上的岁月中慢慢形成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执念是作为一个诗人，或者是任何一个向往诗性生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思想品质。这在柯希莫的爱情观中显得尤为突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在爱情里。

“佳佳不再回来，柯希莫天天守在白蜡树上观望草坪，仿佛可以从草地上悟出长久以来在内心折磨着他的那个东西：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绵延不绝，比生命更长久”而折磨柯希莫的这些种种思想，倘若将它们归于一个原点，那就是那个叫做薇薇拉的女孩，又是一个坐在白蜡树上观望草坪的午后，当那个闪着光芒的轮廓出现时，唤起了一个几乎淡忘了的熟悉形象，一个只剩下一种轮廓，一种色彩的记忆，并希望能使其余的记忆一起重新浮现，或者最好是在现成的某种东西里重新找到。

在第一章里面的重场戏无疑是柯希莫与“我们”坐在餐桌上一起吃的最后一顿午餐，而次重场戏就成了“我”与柯希莫解放蜗牛的那个深夜。“我们看到小动物慢吞吞的爬行，遇见酒渣，酒石，霉菌的吸引时，不免晕头转向，在粗糙的墙壁上胡乱的转圈，就忍不住对它们说：“快，小蜗牛！快些爬，快逃命呀！”而作者对蓄谋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的柯希莫如是写到“那是对可怜的受璀璨的动物们以同情，是对煮熟的蜗牛的味道的厌恶，也是对一切事和一切人的反抗，以至于倘若说柯希莫是因为此事将他的行动和此后的一切酝酿成熟，也不足为怪。”由此可以见得，这不单单是第一章中的次重场戏，更是柯希莫疯狂人生的蓄势。

柯希莫的死亡同样极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会为之无比神往的死亡方式。“奄奄一息的柯希莫，当锚的绳子靠近他之际，一跃而起，就像他年轻时经常蹦跳的那个样子，抓住了绳索脚踩在锚上，身体蜷缩成一团，我们看见他就这样飘走了，被风拽扯着，勉强控制着气球的运行，消失在大海那边。”柯希莫就这样逝去了，没有让我们看见他的遗体返回地面，在家族的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写着：“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探险者：柯希莫的探险精神在某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反叛精神的变奏，而这种反叛精神早在柯希莫在树上生活前就初见端倪了。“顶撞大人是所有孩子的脾性，我不明白我的哥哥表现出的执拗劲头中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他那样深恶痛绝地反击：我才不在乎您的列祖列宗咧，父亲大人，这已经预告了他的反叛天性。”这些文字对于总结柯希莫与集体的关系十分准确。每当柯希莫将心力和体力全部投入组织一个新的团体，认真地制定章程、细则，为各项职务物色合适人选，他的同伴们都从来不知道对他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而且当他突然恢复他那飞鸟的本性时，别人是抓不住他的。也许，如果要把这些矛盾的态度完全统一起来的话，必须想到他是一个同他那个时代盛行的一切人类集体格格不入的人。因此他逃避它们，顽强的竭力实验组织新集体，但又觉得这些没有一个是合理并且有足够的新特点的，因此他免不了时常表现出绝对的野性。

那种要进入一个很难了解的环境的愿望推动了柯希莫在树上的开辟道路，现在这愿望仍在内心起作用，没有满足。这是探险者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革命者：在柯希莫的心中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每次当他着手把人们联合起来，或者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如救火护林、打狼自卫，或者成立行会时，诸如锋利磨刀，光明制革之类的，他总是黑夜里把人们集合到森林中，围坐在一棵树下，他就在那棵树上演讲，总是会产生出一种密谋的、宗派的、异端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他的话题很容易从具体讲到一般，从一种手工技艺的简单规章制度浑然不觉地谈起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

其实在读《树上的男爵》时，我会不自觉地连接到有关《阿甘正传》的记忆上。卡尔维诺在写作时不断地诱导进行“历史的模仿”，这像极了泽米吉斯对于阿甘形象的塑造。一切历史事件、名人轶事在角色面前似乎都变成了背景，以一种“不经意”的态度缓缓展开。而区别之处在于阿甘是不自知第二位参与其中，柯希莫却是无比自知而清醒的。

《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而本书的主旨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层面：

1、为个体自由生存而反抗，勇于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家庭的礼仪、社会的教义和苛刻的惩罚让柯希莫的生活无所适从。所有这一切都在阻碍柯希莫获得自由的生存方式。于是他极力避开刻板、守旧、压抑的生活与存在方式。他的一切个人反抗虽然源于外在的生存阻力——树下令人窒息和磨灭自我的生活环境构成的生存压力。但是，归根到底是为了摆脱可以预见、一目了然的人是。柯希莫才选择到树上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2、为坚守自己的选择而努力，实现个体自由选择。爬上树后，柯希莫努力坚守着自己的选择，他通过合理地驾驭人的生存本能，完成了艰苦的磨砺，摆脱了无端的焦虑，以自我创造的方式满足了文明社会的生存需要。他遵从内心，他的存在与身份、地位、名誉、金钱等外在存在关系。

3、坚守心灵栖息地，实现个体自由存在和自我完整性。《树上的男爵》中的核心命题正在于此：柯希莫如何在树上实现个体自由存在与自我完整？其一，柯希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遵从本心，他是一个不回避情感的孤独者，值得一提的是柯希莫忠于自己内心的情感选择和表达方式，他对于亲情的态度，并非单纯的憎恶与极端的疏远。其二，柯希莫始终认为，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方式是与他人相疏离。

《树上的男爵》中柯希莫的生存命题的意义在于主张抵制充满限制的生存环境，使个体存在的形式与意义不被社会固化与消解，在乌合之众的集体模式下跳脱出来，探寻个人独特性。这也正是存在主义的经典命题，映衬了存在主义文学故事的一大特征。通过“居住在树上”这一异样的生存方式来摆脱受压抑的存在。从此走向通往个体自由存在的道路——简化环境和还原心境，不再为短暂的、流行的、经验的、不具有持久性价值的事物左右内心，为心灵找到栖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