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

文学创作总是随意改变自己的态度。

哭或者是笑，现在的人，对待文学的态度，通常都是编辑喜欢的态度。

比如说，我投校报副刊一个文章个文章，里面有一段话大致是“1998年九江大洪流那都是子弟兵用身体挡出来的，你去，你去当兵，那我怎么办？”这在讲座里面是小资产阶级包裹，校报里，似乎也不能出现，给我删了。

后来，同样是这篇文章，投给知识窗的时候，无独有偶，编辑给我找出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这句话不可以对吗，我改。完了编辑说，这是最好的一句话。

我当时就觉得一种落差，真的是太大了，太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管如何，都会顺着编辑心思改文，毕竟不会跟稿费过不去。至于敌人同盟，或者是人民，我跟他们似乎不搭架。

我要做的，写的，就是自己的感受。就像是三毛写沙漠的爱情 ，我只是想写我自己。

在那个年代，加上自己之前所说的写作对象，可以说，我是要被批斗或者是改造的，但是我在现代，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只要不去反革命或者是挑衅某规则，安分守己自娱自乐，想要讴歌或者赞扬，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

讲话内容在那个硝烟散去并不漫长的年代里面起着的乃是引导和巩固思想作用，现在我们的国家强盛了，人们的思想也有了各自的忙碌，所以，那个特殊年代的态度界限，已经不是那般紧绷，或者是时刻规范，相比之下，反倒是成了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可以随意想出荟萃的文艺花园。

如果说，现在用讲座来教育作者，那么所有网站面临倒闭，杂志一半停刊。我们有的，不仅仅是爱国和乡土，我们还有科幻和言情。

不论是讲话还是过去的著作，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过去，虽不能否定它们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不是绝对的意义，而对待作品的态度也绝不是民主的三观。

如果说，世界期待开花，那思维就是一场雨，在这一场大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目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根据所需要的场合决定它正确的态度。

当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所说的态度不是没有底线的，而文艺座谈里面的态度，可以作为最好的衡量标尺，在这个和谐的文艺大花园里面，我们尽情扬起想象的船帆，写出一篇篇天马行空的佳作。

态度可以变，心不能没有正义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