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赋辨体》读书报告
《古赋辨体》是元祝尧所编。是一部以辨析关于古赋体制源流为主旨的赋总集。
《四库总目提要》记载《古赋辨体》全书共十卷，《古赋辨体》八卷、《外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据《江西通志》载:尧，上饶人，延佑五年进士，为江山尹，后迁无锡州同知。《广信府志》载:尧字君泽，与此本所题同，惟云官萍乡州同知，与《江西通志》异。其书自楚词以下，凡两汉、三国、六朝、唐、宋诸赋，每朝录取数篇，以辨其体格，凡八卷。可知这八卷是自《楚辞》以下至唐宋赋，每朝录赋数篇以辨其体格。其外集二卷，则拟骚、琴操歌等篇，为赋家流别者也。外集二卷是与赋家相区别的琴操歌等。
《四库总目提要》评价这本书“采摭颇为赅备。”并梳理了《古赋辨体》一书中后世赋体的传承关系。《古赋辨体》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认为问答之体源自《卜居》、《渔夫》，经宋玉承袭，到汉代这种问答体开始兴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於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於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於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在《四库总目提要中》纪晓岚又专门提出了何焯讥论潘岳一事。“何焯《义门读书记》尝讥其论潘岳《耤田赋》，分别赋颂之非，引马融《广成颂》为证，谓古人赋颂通为一名，然文体屡变，支派遂分，犹之姓出一源，而氏殊百族。既云辨体，势不得合而一之。焯之所言，虽有典据，但追溯本始，知其同出异名可矣。必谓尧强主分别即为杜撰，是亦非通方之论也。”认为何焯对赋体的把稍欠，不够深入。《提要》对《古赋辨体》一书大加肯定，可见该书之价值非同一般。
《古赋辨体》正集分五体：“楚辞体”录屈、宋、荀赋二十八篇。“两汉体”录司马相如、杨雄等赋十四篇。“三国六朝体”录陆机、张华、鲍照、江淹、庾信等赋十五篇。“唐体”，录赋十三篇。“宋体”录赋十四篇。
首先，楚辞和诗经为赋体之祖源，在祝尧的辨体思想里，楚骚为赋体直接源头。卷一楚辞体云：“宋景文公曰：《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为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则赋家可不祖楚骚乎？”《卜居》中也有云：“愚观此言，则知词赋之做，莫不祖于屈原之骚矣。”这些都体现了祝尧鲜明的辨析源流正变的文体观念。此外，祝尧在“楚辞体”中先录屈原，再录荀卿，打破传统文体源流看法。荀卿作《礼》、《智》、《云》、《蚕》、《箴》五篇赋，是最早以赋名篇的学者，现当代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荀赋为赋体之源，对此祝尧认为虽然从时间上来说荀赋早于屈赋，但他并“不以世次为先后”，荀赋虽然辞理工巧有余，但情味不足。故认为屈赋高于荀赋，应为赋家之祖。
在论《诗经》时祝尧认为楚辞荀赋皆祖于《诗经》。在卷九《外录上总序》中有明确的表示“然后知后代之赋本取于诗之义，以为赋名。虽为赋义，实出于《诗》。故汉人以为古诗之流，故晁氏亦以为古赋之流，所谓流者，同源而疏流尔，如是，赋体之流固当辩其异，赋体之源又当辩其同。”明确指出赋祖于《诗经》。同时也看到后世赋体之间的传承关系。在卷三中祝尧叙述了诗经楚辞对汉赋以及对后代的影响。“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夫》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按：指《子虚
》、《上林》赋），及《两都》、《两京》、《三都》等作皆然，盖又别为一体。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徘体；其首位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在这一段中祝尧将汉代骚体赋与散体大赋的文体渊源归于骚辞、《卜居》、《渔夫》以及宋玉。在辩赋体之正变得失上，祝尧以楚辞体和两汉体古赋为正体，以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为变。
在《古赋辨体》卷五至卷八，祝尧进一步探讨了三国以后赋的演变。“建安七子，独王仲宣词赋有古风。观士衡辈《文赋》等作，全用徘体，流至潘岳，首尾绝徘，然犹可也。沈休文等出，四声八病起，而徘体又入律。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此六朝之赋所以益远于古。”魏晋时期，徘体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作者写赋时只求“骈四俪六；簇事对偶”导致“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这就是六朝之赋益远于古的原因。沈约提出四声八病说后，遂由徘入律，兴于唐代的律赋即起源于此。
到唐宋两代，赋还在继续发展。“尝观唐人文集及《文苑英华》所载唐赋，无虑以千计，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古赋之体其变久矣，而况上之人选进士以律体，诱之以利禄耶？……雕虫道丧，颓波横流，风俗不古，风骚不今，后生务进干名，声律大胜……就有为古赋者，率以徐、庾为宗，亦不过少异于律尔……。李太白天生英卓，所作古赋，差强人意，但徘之蔓虽除，律之根故在。虽下笔有光焰，时作奇语，只是六朝赋耳。惟韩、柳诸古赋一以骚为宗，而超出徘律之外……至杜牧之《阿房宫赋》，古今脍炙，但大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矣。”祝尧指出唐体特质律体进士赋，与六朝的赋不同，并且认为律之盛古之衰的原因是科举士子务进干名以致声律大盛。到了宋代，“宋人作赋，其体有二:曰俳体，曰文体”后山谓:'欧公以文体为四六'，夫四六者，属对之文也，可以文体为之;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是一片之文，押几个韵耳。而于《风》之优游，，此兴之假托，《雅》《颂》之形容，皆不兼之矣。”祝尧总结了宋代文赋之文体特征，及产生兴盛的背景和原因，认为其文体之弊在于“精于义理而远于性情。”
《古赋辨体》在论析古赋体制之时，能分析各个时代赋的变化发展情况，对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都能给予评价。祝尧按时代先后分为楚辞、两汉、三国六朝、唐、宋之体，但又颇为通达，不拘于此，在辨时代赋体上客观公正而不拘于体例的通变观。
祝尧在《古赋辨体序》中曾表明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古今之赋甚多，愚于此编非敢有所去取而妄谓赋之可取者止于此也，不过载常所诵者尔，其意实欲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因体制之沿革而要其指归之当一，庶几可经由今之体复古之体云。”可见他是本着“由今复古”的主张，来论各时代赋之沿革，与高下不同的。祝尧的论述过程十分的灵活，纵横交错的论述方法使《古赋辨体》读起来不死板。从赋论的角度来说，《古赋辨体》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古赋辨体》在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