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反动的衰亡：支持戴季陶主义和支持西山会议派的妥协

中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五节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一、批判戴季陶主义

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但也有一些地主买办阶级分子混杂在其中。因阶级利益和对革命态度的不同，国民党内自然形成了左、中、右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之间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分歧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激烈。“五卅”运动后，在全国革命形势广泛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努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便扭转革命的方向。这使国民党又发生了新的分化，出现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领的新右派。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老右派互相呼应，加紧进行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这种反动政治需要，成为他们反共的理论纲领和思想灵魂。

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他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还在国民党“一大”之前，他就对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表示“根本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表面上同意国共两党合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但大会闭幕后，他即离粤返沪，不愿就职。孙中山逝世不久，1925年5月，戴即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规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所有党员务必“确实信守”，违者即“一律以纪律制裁之”。以此限制共产主义，约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言行。会后，他回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的理论著述，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6月，他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戴季陶借口“在理论上建立三民主义中心思想”，阉割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内容，而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极力加以利用和夸大，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反动理论，被称之为“戴季陶主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在思想上，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歪曲为以“仁爱”为核心的“道统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戴季陶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其“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完全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崇高伟大”，就在于他“用革命的功夫”，把被埋没了几千年的孔子民生哲学理论，“重新发扬光大起来！”他认为以“仁爱”为核心的“纯正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它“适合中国民族之迫切的需要”，只有它才能作为“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不能指导中国革命。他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2.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工农进行阶级斗争。戴季陶说，“仁爱是人类的生性”，“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即使存在“阶级的差别，并不是能够绝对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况且中国还没有阶级的对立，“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而应当用“促起国民全体觉悟”的办法，恢复他们的仁爱性能，“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他攻击中国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

3.在组织上，宣扬团体的“排拒性”，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认为，“凡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理论和政策不同，决不能成为真正的同志”。他宣称，信奉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共产党却信奉共产主义，则与国民党格格不入，“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就会使国民党“同时有两个中心”，成为“一个畸形的团体”，难以生存和发展。他把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视作“癌肿”，主张切除。他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退出共产党，作单纯的国民党员，绝“不可跨党”。

上述内容表明，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思潮，是资产阶级右翼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以实现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为目标的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是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歪曲。由于它披上了信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伪装，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因而适应了“国民党右派反俄反共而苦于没有理论的需要”，成为他们修改孙中山的革命策略，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新《圣经》。在戴季陶主义的鼓动下，“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小团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右派刊物出版了，形成了一股新的反共逆流，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和最后叛变革命作了舆论、组织的准备。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中共中央发表通告，号召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它作坚决的斗争。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等也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谬论予以严厉的批驳。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指出：

1.中国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归结为唯心论的道统说，这是个严重的歪曲，是“要把一个死了不能自白的唯物的孙文主义，活捉了来硬栽在一个‘金克术，水克火’式的东方的什么‘仁’的基础之上了”。这是十分荒谬的。“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而如果要说它的哲学基础，那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说明：中国人民群众“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由于这些要求是现实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才有“联合战线的共同纲领（三民主义），这是唯物史观对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孙中山所以能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其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赋予革命的内容，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正是由于他经过共产党人的帮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和指导的结果。中共北方区委指出：“中山主义是中山革命观，而不是孔子道德说；山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理论，而不是和平的道德学说”。

共产党人还指出，戴季陶攻击唯物史观，宣扬“纯正的三民主义”，其实质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这“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它既不能“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更不能“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而只会“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

2.无产阶级领导一切被压迫民众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取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针对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这个革命本身既包含着“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亦不能不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戴季陶宣扬“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主张，借口民族斗争的需要而否定工农群众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使国民革命化为乌有。

共产党人还指出，戴季陶说可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使之尊重工农群众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因为“‘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它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它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它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戴季陶宣扬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是极其虚伪的，“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他“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

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3.“戴季陶式的国民党”，决不是革命党。在批驳戴季陶

宣扬国共两党没有“共信”，便不能实行党内合作的谬论时，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在国民党是存在着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共信”的，那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正是两党所以能够合作的政治基础；但由于“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

存在”，戴季陶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企图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尾巴，这也就是戴季陶所要建立的“纯粹的国民党”的目标。

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宣扬“团体是有‘排拒性’的”，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政党”。他要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这种“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即“戴季陶式的国民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也“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走向胜利。戴季陶排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企图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独立”进行国民革命，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这是“一个幻想”，是完全行不通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对这一理论的严正批判，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激发了人们对戴季陶主义的愤慨。广州、北京、武汉等地愤怒地烧毁戴季陶的小册子，斥责他是“新右派”的头目。戴季陶自己也供认：由于“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国民党中许多人“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使他的同伙“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使他的“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们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但由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缺乏深刻的了解，所以在论战中出现过某些弱点，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在国民党内，戴季陶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反动思潮，新老右派先后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共反革命事件。

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不久，以谢持、邹鲁为头子的国民党老右派，率先打出“反共清党”的旗号，并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结成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小集团。

在国民党“一大”时，由于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伪装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三大政策，邹鲁、林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谢持、张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在世时，他们还有所顾忌，对三大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孙中山去世后，这群老右派便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加紧进行反共反苏，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5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了孤立英帝国主义，阻止北京段祺瑞政府同帝国主义妥协，决定派遣“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北上，到各省宣传沙基惨案真相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并决定林森为总代表、邹鲁为秘书，限期率领代表团北上。邹鲁、林森从广州抵达上海后，即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密谋，决定在北京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清党”。在上海、北京等地，他们到处搜罗反共分子，建立和发展“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并到处攻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散布“广东被赤化”、“如果国民党不举行清党，国民党就不存在了”等耸人听闻之词，为其召开“反共清党”会议作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孙科、伍朝枢、邓泽如等则积极地为其召开“反共清党”会议和孙文主义学会筹集活动经费。

1925年10月21日，邹鲁、林森二人来到北京执行部，限该党部于两天内召集在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但会议内容又秘而不宣。执行部常务委员李大钊、于树德、恩克图巴、王法勤、丁惟汾等“以为这事破坏党纪，没有商量之余地”予以拒绝。谢持、邹鲁等恼羞成怒，遂纠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反动分子到北京执行部捣乱，并准备强占北京执行部。

这一事件发生后，北京执行部即据实报告国民党中央，痛斥“邹（鲁）林（森）等的违犯法纪行为。与此同时，谢持、邹鲁等人则联名发出“寝电”，极力洗刷自己捣乱北京执行部的劣行。11月16日，他们发出“铣电”，通知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于23日来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并由邹鲁执笔，谢持、张继、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等连署，给在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党人发出长信，诬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煽动广州的国民党人和他们共同来做反共清党的勾当。但广州的国民党人并“没有接纳”他们的挑唆。

11月18日，邹鲁、林森、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等举行预备会议，由监察委员吴稚晖当主席。会上，在反共反苏、打击国民党左派这个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清党，何时清党这些方法步骤上，产生了分歧。由于吴稚晖、戴季陶等认为清党时机尚未成熟而受到“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分子的凌辱和威胁，戴便愤然离京返上海。吴稚晖出席第一次预备会后，也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国民党中央获悉谢持、邹鲁等人的阴谋后，即于20日开会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复电谢持、邹鲁、林森等人，指责他们非法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开会的反党行为“实为可耻”。并就邹鲁发表反共文章《告陈孚木文》一事，决定予以惩处：“一、邹鲁着北京执行部查办；二、邹鲁着即取消北上外交团代表”。

在上海，恽代英和张廷灏等于12月18日联名在上海《申报》刊登启事，严正指出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委员会是非法的。并写信给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希望他能发表“公正之谠论”，以壮我声势。柳亚子立即仗义执笔，载文痛斥西山会议派反革命所为。同年底，恽代英、沈雁冰等奉国民党中央之命，重新组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同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斗争，“反右空气，弥漫域中”，“打倒右派”的呼声震撼中国大地，它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陷于孤立。原来打算参加西山会议或给予支持的一些右派分子如戴季陶、吴稚晖等，这时都表示不和西山会议派合作。一些列名西山会议派第二次大会的代表如叶楚伧、邵元冲等，也纷纷刊登启事表示不参加会议。这就为国民党从组织上处置西山会议派做好了舆论准备。1925年12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研究了召开国民党“二大”的有关事项，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决定在“二大”上给他们以党纪处分，并决定由吴玉章负责大会筹备工作。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78人。大会主席团由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图巴、经亨颐等7人组成。大会秘书长由吴玉章担任。大会期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参加了大会的各个主要机构，承担了主要的工作，他们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干扰和破坏，使大会开得比较成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关于对外政策、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一系列重要决议案，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确定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的革命纲领，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大会强烈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大会秘书处共收到弹劾西山会议案60多件，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大会正式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给西山会议派分子作出如下的处分：（1）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2）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提出警告，如不接受警告即开除党籍。（3）大会训令戴季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在对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反动分子实施党纪制裁的同时，还进一步重申了党的纪律，强调指出：“森严的纪律，为党的生命所寄托。以后凡违反总理遗嘱，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各党部之决议者，应依总章之规定惩戒之。”这不但对国民党右派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现象，使孙中山逝世后被动摇了的国民党的基础又重新稳定下来。

国民党“二大”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正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指出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谴责了这个右翼，肯定了国民党必须同共产党人结成战斗联盟，从而确定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革命活动方针，使国民党保证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支持。”但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在中央执委中，中派、右派占了很大比重，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尤其是，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随后又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就为蒋介石后来纂夺革命领导权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不懂得，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首先必须掌握对国民党自身的领导权。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他们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自愿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反动气焰，而使“团结”归于破灭，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