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相信梦想是价值的源泉，相信眼光决定未来的一切，相信成功的信念比成功本身更重要，相信人生有挫折没有失败，命运如同手中的掌纹，无论多曲折，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名人演讲稿(一)

——马化腾亲自撰文谈互联网

最近读了两本克莱·舍基(ClayShirky)的书。第一本是《未来是湿的》，《认知盈余》是第二本。克莱·舍基不愧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他对互联网给人类所带来的行为举止以及文化变迁洞若观火。

这两本着作一脉相承，它们所探讨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随着全球用户接触互联网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互联网用户数量变得更加庞大，他们将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我们又该如何顺应这种变化?而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该如何从中寻找自己的机会?

克莱·舍基应该是一个坚定的“分享主义”倡导者。如果说《未来是湿的》告诉我们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分享的世界，人人都在享受分享所带来的“红利”;那么《认知盈余》是在进一步阐述我们得以分享的资源禀赋。

任何时候，人们都不缺乏分享的欲望，为什么克莱·舍基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研究?这得益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革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

首先是天时。互联网的高速运算、处理能力，让每个业者得以能高效、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享受更多工作之外的时间。

其次是地利。通讯成本的下降、带宽的增加，让用户接触互联网的成本变得更加低廉，网络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它像水和电一样，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最后是人和。接触成本的降低，不可避免地使得互联网用户呈现爆发式增长，网民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群，二者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正如克莱·舍基所言，“对网络的传统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都在退化”。

网络世界越来越接近于现实世界，意味着基于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将要重新架构。

我曾经说过，不管已经出现了多少大公司，人类依然处于互联网时代的黎明时分，微微的晨光还照不亮太远的路。在这个行当里，不管一家公司的赢利状况有多么喜人，也都随时面临着被甩出发展潮流的风险。

发展潮流的漩涡正在席卷我们，网络正在发生演变。过去，我们可以把网络解读为一种精英享用的新兴工具，它向用户提供的是接触传统精英文化的一个更加便捷的通道，也就是说互联网是内容的传递者而不是生产者。现在则不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互联网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元素，正在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新的内容、制造新的话题。

“认知盈余”是新时代网民赋予互联网从业者最大的红利之一。对“认知盈余”，克莱·舍基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望。可以说，Facebook、推特以及维基百科的成功，都是“认知盈余”的功劳。在中国，微博的兴起，同样有赖于它。

参与分享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大，互联网产业也随之迎来“核聚变”，原来我们所熟知的商业模式，随时可能成为泡影。每一个从业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你不能学会主动迎接，不对这种网民自由参与分享的精神保持敬畏之心，你就会被炸得粉碎。

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时代。靠单一产品赢得用户的时代已过去，渠道为王的传统思维不再吃香，在新的时代，如果还背着这些包袱，那就等于给波音787装了一个拖拉机的马达，想飞也飞不起来。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新时代，不再信奉传统的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它更崇尚的是“天空法则”。

所谓“天高任鸟飞”，所有的人在同一天空下，但生存的维度并不完全重合，麻雀有麻雀的天空，老鹰也有老鹰的天空。决定能否成功、有多大成功的，是自己发现需求、主动创造分享平台的能力。

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将是内容的主导者、分享的提供者。每个用户的知识贡献、内容分享，是这个平台赖以成功、赖以繁荣的重要保障—“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时间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开拓出足够的集体善意，创造出5年前没人能够想象的资源”。任何有意打破这个保障的行为，都将受到市场的惩罚。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将腾讯打造成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自由创业、供更多用户自由分享的开放平台。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它需要腾讯内外都改变心态，用更加开放的大脑去迎接变革。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也总结了很多教训。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也相信，坚持走下去，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感慨是：互联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最近在一部科幻小说中，我看到一段对于“四维世界”的描写，仅在熟知的三维世界上叠加了一个维度，整个宇宙立即变得无比辽阔、无比美妙。克莱·舍基的每一次发现，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未来人类世界的一个全新发展维度。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整个人类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妙趣无穷的实验室。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实验的设计师和参与者。这个实验，值得我们屏气凝神、心怀敬畏、全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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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讲稿(二)

——田朴珺关于女性和爱情的励志演讲稿

我曾经认为，为人爱侣应该甜美、温柔、小鸟依人、会做饭、会疼人、会带娃。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作为女友的我，简直糟糕透顶。

这样的认知要从很久以前说起。二十岁时，我谈过一次恋爱。我当时有一个去外地拍戏的机会，但我很犹豫，因为“心有所属”，我设定的生活是为心爱的人居家做饭。

被朋友劝说不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因为也有赚房租的压力，犹豫再三，我几乎是哭着到了片场，感觉自己是个“不合格女友”。戏还没拍完，这段感情就戛然而止。后来思考，我不怨人家绝情，而是我没有让别人离不开我的绝对优势。如果现在的我认识十年前的我，我会对当时的我说：“你是个脑残!”

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明白了爱一个人，不等于失去自我，爱一个人，先要让自己摆脱“爱”的束缚，如果你不能摆脱，就不会收到真正的爱。

和闺密聊天，发现那句古老的名言，“如果想绑住对方的心，就先绑住对方的胃”。事实上，90%的个案都不成立。事后，我检验了一下自己下厨房的能力，不是切破食指就是切破大拇指，弄得厨房里血光四溅。

那么，既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就不再苛求，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为你做菜?这个问题，是对方应该想清楚的，也确立了我作为女友的原则：不为了爱谁而强求自己去改变。

由这个原则继续衍生，我逐渐明白了做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女友该有的行为准则：我应该不会专程去探你，也不会小鸟依人地腻在你身边，更不会没事就打电话问你和谁在一起，监督你的行踪，而且工作永远比男友或老公重要。

人和人的关系中，难保不生变故，而工作，是付出多少必会得到多少的。回报完全由自己掌控。我喜欢掌控自己，不依附他人的感觉，这会让我非常有安全感。当然，作为女性，有时候难免会有小嫉妒、小猜疑，这很正常。在复杂的情感世界，我没有万能钥匙。但是，我知道，与其想要抓住谁不如抓住自己。

此外，我不懂如何向男友伸手要钱、要礼物，不知道“把你的工资卡交给我”这句话怎么开口。我的一个女朋友，认为老公最大的优点是每月都会按时上交工资，虽然工资不高，但那是一种确定的感觉，每提及此事，脸上总洋溢着幸福。我们每次都会打击她，我说，如果你认为抓住他的“钱袋子”就可以怎么样，那绝对是自欺欺人，一份感情若只和钱联系在一起，一定是最脆弱的。

另一个女朋友也曾经咨询过我，如何向男朋友伸手要钱。我颇为无奈，只好回复：“确实不知道该怎样办。”举个例子吧，我在纽约为贷款买房历尽艰难，因为当时在美国连一张信用卡都没有，没有社会信誉，贷款差点办不下来。当时王老师刚刚签完一个品牌代言合约，我曾有过一丝小念头让他帮我还一部分贷款，王老师也承认确实动过这个念头。

但仅仅只是一个念头，念头闪过之后，他对我说：“我在认识你之前，所有的广告收入都会捐掉做慈善，如果因为认识了你，就不捐了，我的员工会怎么看我?”

他话音还未落，我连忙摆手道：“捐，赶紧捐，一分都别留。”至今，我仍每月做着房奴。

一个事业成功的男士，身边可能有很多的“小鸟依人”，他们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女性的青睐。可是站在这位男士的角度想，如果身边的姑娘都是为了紧紧抓住自己而献上美貌和温情，试问，你不紧张，不想逃吗?作为一个寻求真正独立的女性，我想应该是有他没他，我都能活，如果想和我一起，那欢迎加入我的世界，但请不要把我当作附庸，我也不会在你的世界里横冲直撞。

平日里，我和王老师各自忙工作，他时而英国，时而深圳，我时而美国，时而上海，能在北京相聚的时光显得弥足珍贵。一次恰好他回北京，只有两天时间，而我必须要去上海。我想争取当天往返，无奈约见的第二批工作对象次日上午才可以见面，一天半的时间眼看就要扑在了工作上，只好撇下王老师。

正在上海开会时，王老师的电话打过来：“我饿了，没有饭吃……”

开会时接电话本就已经不算礼貌，且是这种琐事，当着那么多工作对象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能让我显得更加尴尬，于是，我把回复伪装得尽量像答复一件工作：

“我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打这个电话应该可以解决。”

于是，我将家附近餐厅的订餐电话发给了他。

几分钟后，他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刚刚问了，人家今天不送外卖了，该怎么办?”

我气得哭笑不得，只好压低嗓门说：“冰箱里有面包，自己拿了吃。我在开会呢，不要再打电话了。”

随即，挂线，关机!

只要没饿晕倒，应该都不算大事，先把工作搞定再说!

第二天回到北京，王老师本想诉诉委屈：过去的24小时里，只有几片面包充饥……还未待他诉完苦，我立即堵上了他的话茬儿：“你平时都吃得太好了，偶尔需要吃点清淡的，清清肠胃。”然后，他被噎得接不上下一句。

好在王老师包容心无敌，对于正在创业的我，万分理解，面包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还有一次在纽约，为了装修房子，添置了好多物件，回家一试，有些不太合适的，想拿回店里退掉。王老师对熟人可以sayno，对陌生人却说不出口，死活不愿意去退。其实美国有非常健全的退货体制，只要保留好购物凭证，都可顺利退掉。于是，我拉着他，走，去退货。

回到店里，我和店员一番理论，王老师安静地站在我身边。成功退货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王老师不停地赞道：“太利索了，太利索了……”因为性格使然，独闯惯了，有没有男朋友，我都能应付过来，这是我的行事风格，不会为了扮演女朋友的角色，而改变自己凭添些虚伪的温情。

也有朋友建议我，王老师在剑桥上学，我应该也一同前往，也在剑桥画个小画儿，闲来喝个下午茶，不要这么跑来跑去辛苦创业，甚至跑到纽约去上学，抓住男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我深深知道，越想抓住的人，往往越抓不住，能够抓住的人，只有我自己。反过来说：为什么是我要去抓住他，而不是他来抓住我呢?难道我不优秀吗?

我从来没有渴望认识谁，改变命运。命运本来就是在自己手上的。

十年来，从一个哭着要为别人学做饭的小女生，到如今信奉工作有时比男友重要的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可能为人不屑，但我却万分笃定。

一个女人一生中要谈两次“恋爱”：与值得爱的男人，与你热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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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讲稿(三)

——郭敬明访谈录：当红作家与公司老板的多重身份

郭敬明，关注80后名人的朋友基本都知道，郭敬明1983年出生，但很多人只知道他是个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敬明身兼当红偶像作家、公司老板等多重身份，并凭借天价的稿酬收入入选福布斯中国财富名人榜。

外表看起来，他和同龄人没什么区别，肥肥的牛仔裤、鲜艳的运动鞋、酷酷的墨镜，喜欢看电影、去KTV唱歌，对一切新鲜好玩儿的事情都极有兴趣。但是抛开这些表面，你会发现他的思维和处事方式要比同龄人老道得多，他们的经历和压力也不是一般同龄人可比。

郭敬明前段时间的抄袭风波闹得沸沸扬扬，面对众多指责和负面评论，特别是最后法院判决败诉，这个小小年纪的偶像作家表现出出奇的镇定。从官司发生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出版了《岛》书系，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迷藏》，运作自己的新公司，最近公司策划的《最小说》又正式上市……看上去什么都没耽误。

“其实遇到这件事情之前我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能更成熟更冷静地对待了。最开始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当我发现自己说的很多话会遭到误解和歪曲，心态确实很难调整，听到负面的评价就会觉得特别难过，压力也非常大。现在已经看得比较淡，觉得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写作的灵感来源一般是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或者和朋友们聊天他们的故事。另外，还有自己的虚构和别的作家的作品。”至于是不是抄袭，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自有公论。

郭敬明很欣赏一句话“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评论，都塑造了今天的我”，“其实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那些负面的评价可能也不会成就今天的我，痛苦同时也是一种财富，都是成长的经历，不会有抵触情绪。经历的多了就知道，读者不会完全被个别的负面评价左右。”

身兼作家、老板等多重身份，郭敬明的时间安排一般是白天忙工作，晚上开始写作。“一直写到灵感消失，中途不能停。整个晚上不断修改，喝咖啡和听音乐提神。平常听钢琴、大提琴，压力大的时候听点儿摇滚。”

书的销量会不会是压力的来源呢?“我会关注书的销量，因为创作完肯定想知道读者的反应。但是我不会根据销量调整写作的方向，因为很可能一本书卖了只50万本，大家都说特别好看，而下一本一下子卖了100万本却有80万人都说不好看或者没有之前的好，我还是会很难过，卖得好不能全部说明问题。”

郭敬明新公司的办公地点在上海地价昂贵的大连路高档写字楼里，每天早上他顶着一头爆炸黄毛，穿着牛仔裤、T恤和一群西装革履的白领们一起挤电梯的时候，心里都觉得很有趣。

郭敬明年纪不大，他公司的员工则更加年轻，旗下招揽了很多心怀文学梦想的青少年。极有头脑的郭敬明相信自己的包装能力，做出版经纪人才是他的目标。“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更像玩伴，不过工作的时候都很拼命，一起熬夜、检查所有细节，做好版交给出版社之前，经常临发出又改，熬夜改，我们都是完美主义者。”

虽然是老板，但郭敬明目前只负责项目的设计、选题等内容方面的管理，公司事务性工作有专门的人负责。“遇到重大事项公司的人会向我汇报，我做决策的时候也会和大家商量，听取专业的意见。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那么旺盛的创作精力的时候，我会更多地把时间放在公司的管理上，对这些也很有兴趣。”

在选择合作者伙伴时，郭敬明最重要的原则是观念一致，互相信任。“完全由我判断和掌握方向是很重要的，版税倒是其次。有很多出版社拿出几百万支付一个作家的稿酬，也有出版社拿出更高的天价买我的作品，这对作者其实是一种消耗，我关注的是有没有诚意去经营和维护好我的品牌，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挣钱。当年跟我一起成名的人已经剩得很少了，我不想过早透支自己的才华和影响力，而做公司则是希望能给自己打造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郭敬明说：我不会急功近利的要挣钱，为了钱透支精力很可能昙花一现。当年跟我一起成名的人已经剩的很少了，我不想过早透支自己的才华和影响力。希望通过做公司给自己打造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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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坚持与放下

演讲正文：

同学们好，像这样和同学们交流还是第一次，因为站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从表演上来讲这叫做当众孤独。但是刚才主持人那热情洋溢的介绍和同学们热烈的反应，好像让我也年轻了两岁，我想到了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光大约是四十五年前了，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和你们一样想着未来该做什么。

我曾受福尔摩斯侦探的影响，特别想当个侦探家，也受《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世界》的影响，想当个探险家，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在小学的时候，是可以跳级的那种，但我的语文不好，所以没能跳级。

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工程师，当过机关干部，这样做到32岁。当时我在广东的外贸部门，在别人来看，这个职业非常非常好，但是我已经看到我人生的最终会走到哪里去，我当时的身份是副科长，我已经看到了，我一步一步的可以当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厅长。既然我已经看到了我这一生会怎么过，我的追悼会怎么开，我能想象，我躺在那里，朋友们是怎么来向我鞠躬、哀乐，我都想得清清楚楚，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我当然不甘心。这是我后来到深圳创业的初衷。

我没有严格的人生计划要当一个企业家，甚至当年的我对于做商人这件事是非常讨厌的。我只是希望改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就这样去了。我既不喜欢做企业，也不喜欢做生意，我曾公开说我不喜欢房地产，以至于现在万科的CEO郁亮私下跟我说：“董事长，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是你不要公开说，你公开说不喜欢，我们怎么教育团队要喜欢、要热爱这个行业?”我说好，我不说了。

但是今天我站到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我非常喜欢房地产，非常喜欢房地产行业，因为它牵涉到城市建设、城市规划、造福于消费者、造福于人民，我后知后觉地突然发现，我正在从事着一个我梦寐以求都求不到的职业，我由衷的喜欢上了我原来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同学们，我这里想说的是，你不要急于大学一毕业，就马上要找到一个如何发财、如何终身相伴的职业，不要着急，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把你所在的工作做好，所在的你不愿意的行业做好。可能工资不随你的心，可能待遇不随你的心，可能所处的环境，那些人员不随你的心，但是你要拥有一颗平静的心。人生下来所谓的自由选择，它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不自由过程当中，你仍然要把它做好，当做人生的一个经历、一个积累，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2009年，《南方周末》成立25周年，做“中国寻梦者”评选，评选了8个人，我荣幸的入选，有意思是给了三个标签，让我来选。第一个标签是企业家，第二个标签是登山探险家，第三个是不行贿者，那同学们，你们猜猜我会选哪一个?我选择了不行贿者。我记得在我获得这样一个荣誉的时候，我说：“不行贿是我做商业的底线，但我没想到这个底线，却成了我的一个标签，这很荒唐。”最基本的底线，很多人却认为不可能，一个长久的坚持、最起码的人格要求，反而成了你最具竞争力的东西。我不得不遗憾的说，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改革的。

我的身体不是很强壮。同学们可能就纳闷了，说怎么可能，你的身体不强壮怎么登上珠峰的?我说正因为我登上了珠峰，我的身体才强壮了起来，我通过尝试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克服，这个过程使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原来更强，使我的体力也变成越来越强壮，而不是因为我拥有强壮的体魄我才去登山。事实上，我有偏头疼，一疼四五天，五官有中耳炎、视网膜炎、鼻窦言、咽炎。我感到最恐惧的是1995年，我突然感到我的左腿剧疼，医生非常清楚的说，说你腰椎间有一个血管瘤，你必须马上减少行动，最好是坐轮椅，否则你可能随时瘫痪。我当时脑袋一懵，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44岁的时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医生宣布我可能瘫痪。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在瘫痪之前，我要去一趟西藏，要去一趟珠穆朗玛峰。

2003年我去了西藏，记得在登顶下撤的途中，在8800的位置上，天气非常不好，阴天、刮风、下雪，我特别想坐下来，但我受过的登山训练告诉我，我不能坐下来，我要是坐下来，我就起不来了。那一刻，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清楚，但那时就有一个愿望：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绝不再返回喜马拉雅山，如果再返回来，我就是王八蛋!我诅咒自己。可安全回来之后，那个诅咒也忘了。

我到山脚下和医生谈的时候，医生说你遇到的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登到8000米以上的山峰时，只有两种废弃物是没人理的，一种是空氧气瓶，再一个就是遇难者的尸体，你免不了会看到遇难者的表情，没有痛苦，没有狰狞，没有死亡之前的挣扎，都很安详，好像进入天堂一样。当然了，即使进入天堂很美妙，你愿意进入吗，我相信还是不愿意进入的，所以哪怕受折磨，受苦难，你还是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会死，但在死亡之前，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曾说，我一生要三次登顶珠峰，2003年是第一次，2010年是第二次，我想我差不多在我70岁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要再登一次顶。但当我到哈佛之后，我才意识到，哈佛是我的第三次珠峰，和这两次珠峰完全不同的是，这座山峰没有物理高度。很多人问我，说登珠峰难不难，我说当然难，比想象的还要难。第一个学期特别累，要记太多单词，失眠，想睡也睡不着，做作业做到2点钟，8点钟起来，我曾经几次想打退堂鼓。

我想跟同学们说什么呢?人生当中一定要保持一种自我的不满足，保持着一种好奇心，保持着你对未来的某种期许，坚持就非常重要，胜利往往是再努力一下的坚持之中。我想我和很多人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我比他们聪明，也不在于我比他们更运气，很重要一点，就是我有这样一个认准的目标，坚持下去。

刚才讲“坚持”了，现在我想讲讲“放下”.我想说的放下，第一是放下金钱，第二是放下权力，第三是放下虚荣。

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当时公司形成4100万规模。当时我就声明，我放弃分到我名下的股权。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不用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当中，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换寡，换不均，大家都可以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所以在名和利上，你只能选一个，你要想出名，你就不要得利，你要想得利，你不要出名。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这是我想放弃财富。

1999年，48岁的时候，我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开始只当董事长，真正的不管公司的事儿。这是我想放弃权力。

第三个放弃，就是放弃虚荣。实际上这回去哈佛，很多人都很好奇，说你王石到哈佛去干什么，首先就问，你到那儿带翻译吗?第二，你上的是老年大学吧，更多的朋友之间一见面，那就是猛夸，铆劲的夸，“太——”佩服你了，就是“太”这个字拉好长时间，我说你表扬我还是骂我，这样表扬，无非就是说你王石要过语言关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过了，所以“太”佩服你了。确实，一个中国的着名企业家，上市公司老总，年纪又过了60多岁，你开始学英文，你能不能拉下脸，能不能放下面子，是个问题。

同学们今天在听我演讲，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听过我敬仰的人演讲。他们是两位美国人，一位是肯尼迪总统，一位是巴顿将军，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里说：“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为社会做了什么”,我非常欣赏他这段话;第二是巴顿将军，他说：“评价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他从顶峰跌到低谷时候的反弹力。”我同样非常欣赏。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怎么也没有想到2008年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一个拐点论，一个捐款门，弄得我狼狈不堪，祖宗八辈子都骂到了，一天谩骂的帖子3、40万，删都删不过来。但之后我给了几个感谢，第一感谢股民对我的这种唾骂，让我归零，让我认识我是老几，我重新认识自己。而且我现在回忆，确实我当时比较嚣张，我感到我在做正确的事情，说话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在乎在什么场合下;第二，这是我了解社会和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不要说是善意的，就算是恶意的又怎么样呢?我既然是公众人物，我享受到公众人物带来的好处，我就应该接受我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的监督。公共人物就是公汽，公汽就是公共汽车，坐上去感到很舒服，它就表扬你两句，它坐得不舒服，吐口痰，你就得承受。

同学们，我想用下边的一段感悟来结束我的谈话。很多同学非常羡慕我们80年代的一代人，我现在想起来，我也很羡慕，因为80年代当时不觉得，事后越想越觉得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们会感叹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全球的不确定，中国未来的不确定，你们很感叹，没有机会了。现在讲拼爹，我相信在座能这样交流的，拼爹的不多，都是拼自己。但如何拼自己，怎么拼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什么都确定了，你要想出人头地，想有所作为，那是非常非常难的，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才给了你们机会。我们认识的中国，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它需要改，但往哪儿改，不大清楚，但是我们都清楚的是，我们希望改好，上下想法是一样的。

四年前，我在金沙江漂流，金沙江上水流湍急，到堰塞湖的时候，江水平静，流得非常非常缓慢，这时我就有时间看两边的景色。金沙江两边景色都是悬崖峭壁，这时你才发现，悬崖峭壁上是一股一股潺潺的流水，我突然醒悟到，这滔滔的江河就是一股一股无数地潺潺地细细地流水形成的，这一股股的流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单位，如果我们每一股细小的力量，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汇成的江河，就将汇成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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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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