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声音
他们在我的脸上涂上一些颜料，我穿上一件黑色的马褂，腰带上挂一支38大盖的手枪模型。我从火车站门前的台阶往下冲，当我踏上第三级台阶时，“啪”的一声“枪响”，这时我的胸前喷出一团红色的液体，我顺势向侧后仰去，摔倒在地，表示我死了。等摄影的镜头从我身上扫过，我便爬起身来，然后，去附近一座房子的卫生间洗去脸上的颜料，脱下黑马褂，换上那件JACK＆JONES的夹克衫，回家。
我无数次地在戏里死去，然后又在现实生活中活过来。那天，因为没有大牌明星和其它的戏，我没有留在片场，到家时时辰尚早。恰巧，杨莲也将出差归来，我有足够的好心情去做一顿晚饭。我想煲汤，做我比较拿手的老鸭笋汤。我在家禽市场买了一只老鸭以及所需的配料。我已经很久没有像样地做晚餐了。那个下午，锅碗瓢盆在厨房里叮当作响，我沉醉在飘扬的香气里。
晚餐时，汤儿味道不错，只是有些咸了。我喝了很多汤，之后又和杨莲一起饮茶。杨莲跟我说起这一趟旅程的见闻。作为一位带团导游，杨莲经常外出多日，而每次都会结识新朋友。三年前，我参与杨莲的带领的旅行团去云南旅行，我就是在那次旅游而与她相识的。短暂的相逢却又对她念念不忘的人，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从杨莲口中蹦出的陌生名姓总是会激发我莫名的猜想，但这阻挡不了我们的亲密关系。如果不是惦记着演戏，我感觉生活其实挺美好的。正因汤和茶的缘故，那天夜间我数次起床小解，并开始听到那声音的。
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给我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我把它形容成闪电，第一声就划破了我灵魂的夜空，后来我越来越觉得那声音更像锉刀或者锯齿。起初，我没有去管这种声音。我悄悄地溜回到床上，杨莲像死人一样安静。
但隔壁的声音并没有停歇，总是间隔一两分钟，然后一声，撕裂着空气，在黑暗中形成一道弯曲的沟壑。我无法辨认那是亢奋的叫床声，还是源于身体的疼痛。我迟疑良久，然后，我摇晃着杨莲，杨莲极不情愿地醒来，我让她听那种声音。谁知那声音却中断了，像有意与我玩捉迷藏似地。杨莲侧耳聆听了一会儿，仅听到远处传来的汽车轰鸣。杨莲说“别疑神疑鬼的”，然后她继续倒头安睡，她显然太累了。可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过了半小时，那声音再次传来，声音起伏着，比以前强度有所减弱。我蹑手蹑脚地起身，打开房门，走到隔壁的门前，将耳朵紧贴在门板上，我希望有另一个声音出现，以确认隔壁的女邻居并非因病痛而叫唤。
果然，我终于清晰地听到一个男人啐痰的声音，这令我可以心安地回到自己的床上，并以沉寂的姿态进入梦乡。
平日里，我脖子上总挂着一块雕刻着观音像的玉佩，这表明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心底善良而又相貌堂堂人，但这阻挡不了我在戏里充当坏蛋。我以无名的角色在多部戏里饰演死亡的角色，我一次一次的倒下，然后，抹去脸上的油彩再在生活中站起来。
生活中，我很文静，像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基本不说粗话脏话。但戏里我却拥有粗劣的人生。偶尔我会被授于使用一句国骂作为台词，我会把“他妈的”三个字说得自然，如果荣幸被获得能出格带“逼”的权力，我会用地道的北方某省的方言把那四个字说得极为带劲。就有这么一回，我饰演一位调戏中国姑娘的皇军，当我佯装狰狞地向姑娘扑去的时候，八路军的飞刀从背后插到我的前胸。我倒在女明星的脚下，血儿咕噜咕噜往外冒，这当儿我稀里哗啦地说着自己都听不懂的一句日语。
即使无名，也不能保证我在所有出演的影片中最终露出身影，因为，有一些片段会在导演的后续思考中拿下，或者在审查中被剪掉。那么，我死亡的演出就属于另一种死亡。
我充当群众演员的那部《狗蛋不死》的影片就因政治敏感性一直未能公演，好在相似的场景在其它影片中多次出现，我成为一名最擅长扮演被子弹击中或者以其它方式受到攻击而倒地的尸体。有时，我会充当好人而倒下，那样我就不会在倒地后腿还抽搐一下。很多时候我是以坏蛋的形象倒下的，这样我倒下的姿态就显得真实而完美。——这就使我有机会指着电视中出现的身影在朋友面前骄傲一番。每次倒下，我都能赚回两天的饭钱。好在，我不是职业的群众演员，否则我就会饿死在表演的道路上，我正式的工作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我帮助客户美化他们的产品。这是我得以在一个不错的小区买上房成为孟娜邻居的原因。
人与人的隔膜可以从我与邻居的关系中看出。我入住凤凰花苑的前两年的时光了，我几乎没有跟我的邻居说过一句话。我奔忙于广告公司和需要群众演员死亡的片场，很少有机会整天地呆在家中，而杨莲也时常奔赴外地，穿梭在美丽山河和名胜古迹之间。
从钱太太成为王太太，乃至再成为别的什么太太，我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有一阶段她跟一个美国的留学生交往，我和杨莲暗中叫她“希拉里·克林顿”，因为那个留学生长得有点像美国的一位前总统，有一天，我从物业管理处的一份名单上看到“孟娜”的名字，我私下就把她称为“孟娜·克林顿”。后来，我有机会从孟娜自己口中得知，那个留学生的名字叫“马特·卡特莱特”，但除了叫她“坏东西”和她的本名，我没有再次修正对她的称谓。
孟娜的房子是钱先生在很多年前为她买下的，在钱先生带着钱离开祖国以后，这里后来一度成了王先生的落脚地。王先生是某个局里的局长，他时常带着孟娜出现在附近的一个餐馆里，孟娜就这样被熟悉王先生的餐馆服务员称为王太太。有一回，我和孟娜在附近的餐馆就餐，听到了这样的称谓，孟娜也不辩白，只是白之一杏眼。就在去年夏季即将来临的时候，孟娜失去了王先生，王先生在席卷全国的反贪污风暴中未能幸免，他被送进局子里，但不是去当局长，而失去了他作为公民最普通的自由。失去王局的孟娜开始沉迷于酒吧，几次晃悠悠被人送回家来。
说老实话，我挺欣赏孟娜的长腿，当然她的身腰、臀部及脸蛋也长得很匀称，同样具有诱惑力，浑身散发着令成年男子想亲近的味道。但我所风闻有关她的小道消息以及夜晚她所发出的声响，让我不自觉地与她保持着距离。
孟娜用声音塑造着我们的居所，赋予整幢公寓楼以情欲的色彩，加之以夜晚黑暗的力量，她的声音使我孤枕难眠之时常产生受到“撞击”的感受，我领略到那种声音的穿越性，心海泛起阵阵涟漪。
在莫名其妙地接到凤凰花苑社区物业管理中心打来的一个电话的前些天。我参加广告公司的头脑风暴，我要为一款白酒写颂词。我必须劝告人们：如果不能选择醉死，那是多么悲哀的人生？病死、老死、交通事故，或者被高楼坠物砸死，哪一桩死亡会比醉死更具有审美意义呢？你们开始喝酒吧！无论从什么年岁喝起都不算晚。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让我们喝死在朝阳中，或者喝死在黄昏后。我们今天喝，明天喝，后天也喝。我们早上喝昨晚剩下的酒，并打开新的一瓶，我们中午喝，我们下午也喝。喝吧！勤劳的人们，放下你们手中的活计，你们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对于那些已经染上酒瘾的人，我要劝告他们，你们为什么不选择“XX牌”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其它地方的气候其实不适合酿酒吗？难道你们不知道那里的水源被污染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其它品牌选料不精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它们的工艺存在问题吗？难道你不怕塑化剂伤害你的身体吗？
我写了平面媒体的文案，我还要创作一个电视广告的脚本。我将亲自参演电视广告片中的主角，一个慈祥老人的女婿。女婿长得很文静适合我这样的人出演，这回我不是即将死掉的人,我将第一回以高光亮的形象出现。在某个貌似节日的日子里，我的小舅子留学归来了，我们举杯庆贺。那瓶子的商标特别撞目。啊，情深意长！“好日子就选好酒”，我要跟小舅子拼酒，老爷子按住我的肩膀说：“好酒也不要贪杯噢！”小舅子说：“来！姐夫，人生难得几回醉！”
饰演我小舅子的是一个正在打拼的小有名气的专业演员，我垂涎他在某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的姐姐很久了。可惜，他姐姐不是杨莲。在我和杨莲交往两年以后，我发觉杨莲身材过于干瘦，尤其当我想生育子嗣的时候，杨莲既缺少丰乳，也没有肥臀，离一位理想母亲的身型要求太远。我爱着杨莲，但这并不说明我不会被别的女人打动。虽然我赞成把婚姻忠贞的观念写进道德审查委员会的章程里，但像我这样的凡人偶然的心花怒放应该得到委员们的理解。
况且，你能想象吗？杨莲的前男友就是一个滚圆如猪的人。这样的身段的男人却喜欢驾驶豪车随处转悠以便让漂亮的女孩搭乘，请她们吃有龙虾的夜档，或者到酒吧劝她们喝大，以便就势下手。杨莲那时刚大学毕业，涉世不深，被他的殷勤所动，把贞洁献给了他。这头猪一样的男人，利用他爸爸官至李刚的那种职权，在我们市里招风唤雨，直至一次在夜间飚车闹出一场轰动全国的事件。——一名学生从人行道过马路时被撞飞到两米的高空形成抛物线落在十数米之外，最后人为认定车速仅有60码。
正是在“遛死马”成为一个网络热门词汇的时候，我报名参加了杨莲的旅行团，也是因为谈论“遛死马”，打开了杨莲与我交流的话匣，她对猪人有着一种深深的羞怒。在她神情陷入激动而浑身颤抖的时候，我抓住了她的手。
垂涎，并不意味我会成为那位小明星真正的姐夫。生于1986年的杨莲是来自工人家庭的独身女，杨爸爸是一个机械工，妈妈是个纺织工，两种职业的两种个性实现了互补，那是一个刚柔相济、平常而和谐的家庭。杨莲幼时的梦想是成为画家，用她自己的话说“安静地呆在昏暗的地下室，那里乱七八糟地堆砌着颜料、画布、石雕像和各种支架”。她理想中的画室竟然没有明亮的灯光，并且布满尘埃，七零八落。最后，杨莲接受命运的安排，没能安静下来作画，却是东奔西走。她总能随遇而安。她的随性让人感到容易相处，但也却时常把家中弄得凌乱不堪，这无疑是她作为画家的性格在导游的命运中的真实呈现。
相比世态，杨莲和我的婚姻算得上是幸福。因为，我们都是独立性较强而爱好自由的人，我们以开放的心怀迎接生活所赋予我们的一切：痛，或者痛快。
那是一个深夜，我一边听着麻脸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指挥的乐曲，一边勾画脑海中的脚本，不知不觉中有些兴奋，便把音响调到令我心嗨的高音，我揣摩着角色的神情和举止。谁知第二天，物业管理中心的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有邻居投诉我在夜间制造噪音。我心生纳闷：难道昨夜伴随音乐我进行诗朗诵了吗？而我长期受到邻居深夜里发出的那种声音的骚扰，何曾想到维权?难道一个人没有权力在深夜放任身心自由，喷泄出难以抑制的声音？在蜂窝一样的居所中，我们又如何让他人不成为我们的地狱？
后来令我深感后悔的是我的摔伤，但这伤痛却使我成为午夜声音的最强制造者。事情发生在XX白酒的广告在电视台播出以后的某一天。我有机会作为一个反派明星的替身，出演一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这回我要我把刀架在一个女孩的脖子上，挟持她走到位于五楼的窗口，我对窗外喊道：“下面的人都给我听着”。当我还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狰狞”的时候，狙击手的枪又响了。听从导演的旨意，子弹从我的眉宇间穿过，可是我不能向后倒去，为了镜头效果，我却要从窗口摔落下来。我无法犹豫，我必须显示某种奉献精神，可是匆忙与惊慌中，我未能调整好一种更安全的姿态，虽然我最终准确摔在为我准备好的海绵垫上，但右腿在坠落的过程中磕在墙壁上，致使我膝盖骨受到严重的挫伤。
经过医院的包扎，我配备拐杖，在家中养伤。我休了一个月的假。好在生活尚能自理，所以，杨莲继续她的奔忙。我已经习惯白天昏睡，而深夜双目贼亮，我终于拥有整片的时间阅读长篇小说了。也就在这当儿，我和邻居孟娜这对原本相邻的平行线发生了交叉。当我把形貌如同死神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两部重要作品《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垫在她的屁股下，我发觉我原来正是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在我养伤期间，有那么几天，我隔壁变得异常安静，我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十月末的一天深夜，我正躺在床上沉浸在《战争与和平》中，突然听到几声叩门声。我合上书，看了床头的闹钟，已经凌晨1点了。我拿起搁在床头的拐杖，一瘸一拐地前去开门。打开门后，我看到孟娜瘫坐在我家门口，头发凌乱，发出浓郁的酒气，眨巴了几下眼，看了看我，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口中嘟囔道：“我把钥匙不知弄哪里去了，你能从你家窗台边攀爬进我家吗？”
我略显迟疑，把她让进屋来，让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我打开窗向外张望了一下，窗外黑乎乎一片，这可是大厦的十八层，窗台外是有一个窄窄的楞缘，可我不是攀岩的好手，再说我还瘸着呢。我看了看孟娜，我说，你就在我们家沙发上躺一个晚上吧，明天再想别的办法。孟娜也没吭声，就踢去脚上的高跟鞋，一股脑躺倒在沙发上。我为她找来一床薄被，盖在她的身上，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床上。
可能因为长时间阅读，我感到两眼有点昏花，关上灯以后我便进入朦朦胧胧的幻境。
后来，我不知道孟娜为什么会失去对沙发的兴趣。我同样不知道，那个晚上我发出的叫喊中，多少与渐已痊愈的腿部的伤痛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