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残酷的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死亡、恐惧还是责任?或许我该从头讲起，我的工作一直充满着危险，因此我几乎忘记了什么是恐惧，但在那天，我真的嗅到了恐惧的味道——恐惧的是我自己!

我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待在切尔诺贝利，那里是我的家乡。我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人，他希望我能去莫斯科读大学，但高中毕业后我就偷偷的参加了消防队，为此我们还吵过架。起初，我被分配到了明斯克，几年后我又被调回了切尔诺贝利，因为上级希望能由切尔诺贝利人来守护切尔诺贝利，这正是我一直所期待的!

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比我想象得更加轻松，我们很少遇见火灾，相比起来，蜂巢和伤人的野狗更加讨人厌。

但在一九八六年的劳动节即将到来、人们还在准备甜品和面包的时候，一切都在几个钟头内迅速改变——一连串的爆炸声冲破了夜空。我当时正在和妻子准备伏特加，然后就被告知有紧急行动。“核电站着火了!是核电站，快去报到!”匆匆赶来的同伴对我大喊。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刻训练、演习，但当这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我却显得有些茫然无措。

消防车拖着刺耳的警报呼啸着奔向核电站，路边有很多人自发的向核电站的方向跑去，就像核试爆时一样。人们都想亲眼见证为庆祝进入核子时代而燃放的“烟火”，但他们不知道，这次却不一样。“人类去扯上帝的胡须，现在他笑了，不幸的却是我们。”我的母亲经常这样说。

人们一直对未知的时候存在敬畏和臆测，不止一个人说那晚核电站的火焰是上帝的吐息，甚至有人宣称在烟雾里看到了上帝的脸!但那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前，我没有看到上帝的面孔，只有疯狂燃烧着的红色、蓝色的烈焰和黑色的浓烟。我们拿着高压水枪灭火、在浓烟里大喊大叫。唯一能保护我的就是那件乌克兰产的涤纶衬衫，我甚至连消防服都没来得及穿。

大火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肆虐了一夜，我们却几乎无能为力，“能扑灭他的只有上帝。”我听到浓烟里有人这样说，“该死!沥青房顶都被融化了!”另一个人喊道，我觉得这声音很熟悉，但是想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声音的印象。“你们在哪儿?”我问道，但我立即发现连我自己的声音都变得陌生，“你们在哪儿?”我开始大喊：“拜托给我一个信号!”可周围只有呛人的烟雾，其它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消防车、切尔诺贝利、同伴们，还有我。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在这!”烟雾中窜出了一个就像刚从墨水里被捞出来的人，“噢!该死!”我冲上前去紧紧的抱住了他。

“我以为我要死了。”我呜咽着说，嗓子里仍发出我所陌生的声音。

“勇敢点!阿廖沙，我们能挺过去，莫斯科已经派人来这支援了。”他也紧紧的抱住了我，可我对他的声音一点印象也没有，而且我也不是阿廖沙。

大量的急性辐射会阻碍身体的某些功能，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快要日出的时候，支援部队终于来了，不仅有消防车和救护车，甚至还出动了装甲车和武装直升机!而经过了一夜的折腾，我们都已经精疲力尽，因此不少人都看到了滑稽的一幕——十八个比焦炭还要黑的男人瘫倒在草地上互报姓名，这真是疯狂!之后我们被送到了医院而不是继续留在火场，这让我开始紧张了起来，不是为现在，而是为以后，但就算如此，当时我仍然不清楚我所面对的是什么。

当载着我们的救护车靠近医院的时候，我听到有不止一个人大喊：“快让开，那车有辐射!”然后我们躺在床上被推进了急诊室。医生和警察将门守得死死的，我看到我们的妻子正在发疯似的叫喊，我想让她们安静下来，但门立即被关上了。“不要说话，我会处理好的。”年轻的医生对我说，十几分钟后，我听到外面有人说我们需要衣物，因为我们要去莫斯科，然后外面就安静了下来。事实上，我们的确被计划送往莫斯科，不过我们的妻子并不在计划之中。医生和警察趁着立即我们的妻子离开的空隙将我们推进救护车里。我们很愤怒，有的人甚至试图反抗，医生毫不客气的冲我们吼道：“想想吧，你们现在都是会走路的核反应堆，放过你们的妻子吧!”我们都安静了下来。

“我还能活多久?”我向医生问道，他想了想，然后反问我：“你接触过那些石墨吗?”显然，他是知道的。“是的，我们都接触了。”我说：“我们用脚踢石墨、用手移动他们，还躺在上面呼吸。”医生没有继续说话，他往自己身上套了一件含铅的橡胶衣，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还有家人，因此我们都很能理解他。

我们被特别处理过的军用飞机运送到了莫斯科，早已等候在此的工作人员悄悄的把我们拉进了他们的医院，当时他们都穿着含铅的橡胶衣，还戴着树脂头盔，当然也是含铅的。就这样，我们被一群穿得与外星人没有两样的人推进了已经清空过的隔离区中。开始大家都认为自己会被报纸报道成英雄，因此每天我们都尽可能的在阅读报纸，但是两三天过去了，任何有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消息都没有出现。有人去询问了医生，但第二天隔离区内的报刊就全都不见了，我不认为报刊供应会在这个时候突然中断。不过没了报刊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自娱自乐，我们向院方要来了十几箱伏特加，我们的主治医生起初不同意，但是院长让他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就行了，后勤方面也非常乐意用大把大把的伏特加打发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彻夜狂欢，一箱接着一箱的畅饮着伏特加。

“切尔诺贝利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干杯!”

“我有些担心我的家人。”

“别去想了，干杯!”

“我……好吧，干杯!”

我们都不敢面对现实，只好用酒精麻醉着自己的神经，但这仍然改变不了任何现实。终于，反应堆爆炸七天后，名为切尔诺贝利的战争迎来了第一位烈士——那晚进入了反应堆室查看情况的亚维利耶夫。

我们开始恐慌了，为了安抚我们，医院又给我们供应了十几箱上好的伏特加，这真该死!但生活还得继续，最后我去要了十七个杯子，除了喝酒，我们别无选择。

死亡在我们高举酒杯的同时仍在肆虐，从亚维利耶夫开始，1、2、3、4……我身边的人不断倒下，就倒在我的身边。终于，十八个人中只剩下我了，医生告诉我他们被埋在了莫斯科郊区的国家公墓里，但他拒绝让我去探视他们。

“你现在就是一台会呼吸的核裂变反应堆。”医生毫不隐瞒的告诉我：“过不了几天你就会去陪他们。”好吧!我大声的喊道：“给我两箱伏特加!”

我举起酒杯，“干杯!”伏特加带着恐惧和希望被一饮而尽，恐惧、悲伤甚至希望都被淹没在了酒水中，真实的一切在这个时候都变得比明天还要虚幻，亚维利耶夫、切尔诺贝利、国家，还有我。除了躯壳，我只剩下了破碎的灵魂，就像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