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心得

这一学期有关文学理论的学习，似乎是在为我更好地理解文学而开路，指引我更明了地辨析和鉴赏文学作品、更清晰地梳理和了解文学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教人明智的。但这一切又确切地建立在老师的趣味性与通俗化的讲解之上，毕竟以前文学理论是不为我们熟知，也不易研究明白的。下面我将谈谈我从文学理论和老师身上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首先是艾布拉姆斯有关文学活动构成的四个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以世界为立论基础，就衍生出了模仿论与表现论。模仿论强调对客观世界的逼真的模仿，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就说过“文学应严格地忠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过来影响现实”。法国新小说派要求客观记录外在世界，不介入任何主观色彩，也体现了模仿论，但这类小说情节简单，人物没有个性。茅盾《子夜》里描写的纸醉金迷的生活，明争暗斗的算计以及民族工业在夹缝里艰难的生存都是在模仿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都市化上海的生活，而且茅盾也是最信奉现实主义，有洞察现实的独特视角的，但在大笔墨描写都市商业的发展历程时则未免有些过于现实化，而不能凸显作家的创造性，而遭人垢病了。

表现论更强调文学作品是作者主观世界的真诚表现，郁达夫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代表，他在《沉沦》中着重描写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孤独、性苦闷以及痛恨国家懦弱的事，文中有着浓重的哀怨以及悲哀的感情色彩，而这与郁达夫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一致的。郭沫若在他的《女神》中也倾注了强烈的抒情色彩，尤其是他的《天狗》篇显示了一个狂乱飞奔，激情燃烧的自我，回复了自己的意识。他们都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但忽视客观世界与文学的关系，不注重遵循文学的客观规律，则有时难免流于无病呻吟。像巴金则被人批评“激情过剩，理性不足，技巧不足”，梁实秋作品则被人批评为“情感泛滥，没有节制，纯粹宣泄”。

以文本为立论基础，则有了文本论。莫言的探索小说有对温文尔雅的文化的叛逆，他的《透明的红萝卜》有生存的困顿、痛苦的宣泄、苦难的挣扎、人性的扭曲，他的《红高粱》里边毫不掩饰对不合伦理的情爱以及对土匪抗日的赞美，作品里从不是温和柔顺的，而是颠覆传统，赞扬原始的生命的活力的，但在他的现实生活里他却中规中矩，沉默寡言的，不敢触碰不道德，也不敢触碰法律的，这是文本论中强调的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不等同于作家的主观世界。马原将小说完全视为语言的游戏，强调“写”本身，而不重视思想内容也是文本论中的一个体现，但这种小说强行将兀自独立的片段组合在一起，没有情感和情绪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关于善的伦理的判断以及人文关怀在里边，并不能给人真正的愉悦的审美感受，实际上没有多大的价值。

以读者为立论基础，有两种理论，一是传统的实用论，读者处于被动地位，二是现代读者体验论，强调读者的创造性。钱钟书的《围城》在结尾处其实也留下了空白点，我们知道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婚姻生活已成了争执不休，隔阂不断，索然无味的枷锁，但究竟两者是以离婚或是更惨烈的方式结尾，方鸿渐在这孤岛的生活里又将怎样，仍然留待读者想象和解决，这都是需要读者积极主动的。

接着我要谈谈如何分辨文学上的善与恶。谈及这个，我觉得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善与恶各自区分开来。桑德尔曾讲过在现实中判断善恶主要有两个标准:道义论(为道德而道德)、功利论(为追求幸福而讲道德)。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康德，他说过“出于善良意志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善而善”，他主张将人当做目的而非工具。后者又称目的论，边沁和密尔是其代表人物，两人实际上都认为善要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事实上，我认为，读者在文学中判断善恶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两种伦理判断的标准，但文学是虚构的，不但融进了作者的个人判断与强烈的思想感情，读者在阅读时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作者的影响，同时还有着自己或许更为独特的见解，那么在这些现实与文学的判断标准则又大不同了。在古希腊信仰巴库斯的宗教里，无不体现着狂野与血腥，他们凶狠地捕杀动物以献祭，在古代中国道法自然的社会以及现代有着法律约束的社会，这自然是不道德的，不善的，但在我们读到欢快献祭的诗时，恐怕也只会沉浸在这狂野的快感中而无暇顾及这对与不对了。

而文学上在涉及中间人物时，读者对其善恶评判的标准有很大区别。对柳青《创业史》里边的梁三老汉，有读者认为他有着传统小农的狭隘、落后、自私，是恶的;有读者认为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善良朴实可爱，是善的;也有读者认为他有两面，既是善的又是恶的。不过事实上，这都体现了人们对高尚品格的赞扬以及对低劣性的贬斥。但对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人们则是厌恶大于同情，她被迫嫁给双腿瘫痪的病秧子和勇敢的追求爱情的确让人同情，但她的狰狞异化以及对后代的迫害则让人彻底地抛弃了她，这样的判断其实不但单与她的低劣有关，更离不开读者强烈的感情判断。

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作品中，读者的判断都截然不同，如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无疑是个伪君子，真小人，但在《观沧海》里曹操在读者的眼里又成了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在易中天教授眼里曹操则是个“可爱的奸雄”。这不同的判断与作者的感情，以及人文关怀密切相关。但多种判断标准比较起来，人文关怀是终极判断，是最重要的。确实，中国在五四以来的作家就强调人文主义与平民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强调文学“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作家则把人文关怀当做好作品的唯一标准，这是极其错误的，真正好的作品需要真善美的统一，而不是单方面的。

上面只谈到了学习到的一部分内容，在我看来学会自我思考才是最有价值的。在此，又不得不谈起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我是十分感谢老师，同时也是十分喜爱这门学科的，我衷心希望自己能在文学理论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