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往事

几十年来，几乎每遇到死人的事，我就想起了“文革”之初，魂归离恨之天的几位中学教师，虽然这些人和我并无太多的瓜葛，但由于中学阶段对人生成长的影响太深刻难忘了，加之人年龄越大越怀旧，历历往事，长久萦回不吐不快。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渭北一所有名的中学度过的，学校历史悠久，最初叫固市中学，后来改名叫渭阳中学，河之北为阳，取渭河之北的意思。学校的校园内有一座楼阁式古建筑，叫渭阳楼。据说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的仁人志士曾在此楼有过活动。在我的心目中觉得渭阳楼非常神圣，每每眺望那飞檐斗拱、殿脊戗兽，油然而生出许多自豪感。

校长叫徐振化，华县高塘人，清华大学毕业的数学高材生，参加过渭华起义，却是一位脱党的民主人士。他瘦高个儿，讲话风趣，治校有方，是学生对学校信赖的象征。书记叫李智英，建国前的地下党员，资格老，有权威，教师们都怕他。他深居简出，每年只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和学生见一次面，我们觉得他神秘威严。

学校高中部每级两个班，初中部每级四个班，共十八个班。由于李、徐二人的苦心经营，1961——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直线上升，1965届高中毕业128人，只有三五人落榜，在全省名列前茅。当时学生中流传“要花钱，上瑞泉；要务人，住咸林；要用功，上固中……”学校的口号是“高举渭阳红旗不倒”，我们也两耳不问窗外事，一门心思用功读书，憧憬着清华、北大的召唤，将来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孰料，这欣欣向上的好景并不长久，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降临了。学校领导首当其冲，六月底学校一下子揪出了二十多名牛鬼蛇神，李、徐二人在劫难逃，罪名大而多，用“渭阳红旗对抗三面红旗”，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当时，李、徐都是古稀之人，大会批判，小会斗争，游街、罚跪、掏厕所、晒太阳……不几天，李智英就死了。工作组说是吞金自杀，自绝于人民。据说还开棺解剖验尸，弄得死无完尸，给戴了一个地主分子的帽子送尸回家。

李智英死了不到一周，在校园东侧的玉米地里的水井中，又捞出一具英语教师的尸体。这个人到学校不到一年，是从西安下放的，还不是公开揪出的“牛鬼蛇神”，但能自杀，肯定畏罪，工作组又宣布了一个“叛党分子”名单。

可惜死人并不能阻止运动的升级，学校团委书记杨嘉能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罪名一是李的忠实走狗，二是说三年困难时期学校一位女生，偷了同宿舍同学的馍吃，这女生是团干部，后来自杀了，和杨嘉能的谈话有关。由于他年轻，“红五类”对他几乎是拳打脚踢。我发现拳头握得最紧，上纲上得最高，侮辱他侮辱得最凶，恰恰是他平时最为依赖的团干部。一条血案，杨嘉能百口莫辩，终于跳进了水灶前一口机井之中。机井上架有老式的水车，杨的尸体倒挂在水车铁链上，头破血流，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后来，工作组撤走了，筹委会主任叫刘承先，是贫下中农出身的一位历史教师。这个人根红苗正，两袖清风，又是党员，是大家推举上级批准的。可是没多久，又说筹委会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革命运动。刘承先成了新的牛鬼蛇神，与老的牛鬼蛇神关在了一起。后来，把他放了，他却吊死在自己的宿舍中。

这个人和我是邻村，碰到了还常说话。死的前一天下午，在校外的公路上，我看他骑着自行车进校，一脸沉重，他说是刚从家里回来。事后方知，他回家是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作了最后的告别。刘承先是在顺境中长大，自幼娇生惯养，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接受不了，脆弱地自杀身亡了。

人固有一死，但死法不同，或“寿终正寝”，或“死于非命”，这自杀之法，也属非命之一。我发现，运动之初，自杀的这四位，都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但却自己结束了宝贵的生命。我相信，自杀之人，死前肯定经过了非常痛苦的思想斗争。哀莫大于心死，悲莫痛于伤心，只有彻底心死了，对这个世界绝望了，才能下得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心。他们固然有性格上的弱点，但使他们死于非命的，却是那一场应该彻底否定的罪恶运动——“文化大革命。”

四十年后，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并不是宣泄一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轻松。恰恰相反，我是以一种十分沉痛的心情，遥祭这些无辜人们的亡灵。同时，也告诫我们的晚辈，千万不要忘记这悲惨的一幕，按列宁讲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