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之道
《史记》排在中国二十四史之首，不但史学价值高，而且文学价值也无可比拟。那么它的思想价值呢?我认为，恐怕还要排在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之上。
《史记》有列传七十篇，排在第一位的是《伯夷列传》。南怀瑾曾经说过，你如果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将《伯夷列传》作为列传之首，你就没有读懂《史记》。南师为什么会这样说?司马迁的用意是什么?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来研究一下这篇列传。列传中提到了伯夷叔齐的故事。这兄弟二人生活在商朝。商朝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部落国家联盟。我们知道姬昌他们生活的西歧就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名义上归殷纣王管辖，但是自治权很大，他治下的百姓也谈不上被殷纣王剥削和压迫。
我们都熟悉武王伐纣的故事，尤其是看过《封神榜》的朋友。可是《伯夷列传》中记载：当武王用车载着文王的灵牌，率军东进的时候，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武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姜子牙却说：“他们是义人啊!”于是扶着他们离开了。
后来周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他俩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兄弟二人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司马迁这样写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伯夷、叔齐到底是何许人也。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顾名思义，孤竹国的国君。我们要讲的这位国君名叫亚微，是孤竹国的第八代国君。孤竹国就是商朝北部的一个诸侯国，在现在的河北省东部以及辽宁省西部，国君姓墨。亚微有三个儿子：长子伯夷，次子亚凭，三子叔齐。亚微生前立三子叔齐将来接替他的位置。
亚微死后，叔齐不想当国君，他就把位子让给大哥伯夷，因为按当时的制度，国君的位子是由长子继承。可是伯夷因为先前父亲命他三弟接班，所以他也不肯违背父命去继承权柄。于是，兄弟二人先后离开自己生活的邦国，到姬昌治下的周国去考察。我们不能认为这兄弟二人对自己的邦国不负责任，因为他们走后，毕竟还有亚凭在。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这对兄弟的所做所为。哥哥不肯违背父命，弟弟不肯打破制度规矩，从这点上看，二人都是道德模范。
那么阻止武王伐纣有无道理呢?
有道理。因为当时仅管纣王昏庸残暴，可是并未对西歧的百姓造成多大的伤害。你周武王以解放人家治下的百姓为由去推翻人家的政权，打个比方，就同现在美国说伊拉克不好，叙利亚不好，伊朗不好，委内瑞拉不好，然后就策划出兵动武，或者经济制裁，道理都是一样的。而且按照当时的社会秩序，武王伐纣属于以下犯上，以暴治暴。
结果怎样呢?周国胜利了。周公费尽心力地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他想让他的姬姓子孙和全体国民都按他这个制度行事。可是你先前以暴易暴的事实后代都知道，他们当然会效仿呀。结果周朝也就稳定了三百年左右，后来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武王的子孙打武王的子孙。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部落)强大了，眼看着周边的国家(部落)落后，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强国的国君该怎么办呢?他怎样来兼济天下呢?对于这个问题，儒家早有答案。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cù gǔ不入wū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所以人力资源很重要，人不够多怎么打仗?所以梁惠王就问孟子，说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惠民措施，可为什么国内人口数量上不来呢?孟子说你采取的措施还是不够有力。接下来他列举了一系列有效的强国惠民措施，说是你如果这些都做到了，人口数量不可能不增加。
我们现在有许多出国留学的硕士、博士，他们毕业后为什么愿意留在美国、澳大利亚，而很少有去越南、北朝鲜的呢?答案很简单。古代也一样。孟子说你如果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百姓福利非常好，那么临国国君如果残暴，不施仁政，你不用打他，他的国民都跑到你这边来了，你的国家不就强大了吗?
诚然，现在的社会情形同古代不一样了。可是也有相似的地方。比方说美国。美国如果专心搞经济建设，壮大自己，进而提高国民的福利，不是一样能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才吗?人才都去你那里了，你的竞争力不就强了吗?还用你出兵去打别的国家吗?结果他搞霸权主义，弄得许多国家和人民都讨厌它。
我们现在经常说“文化软实力”这个词。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我以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软实力比硬实力更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一个国家如果硬实力落后，最糟后果是亡国，比方说大清国。但是中国的文化没有消亡，亡国之后还可以复国，因为我们延续的是五千年来一脉相承下来的文化。与之相反，明朝末年，满清政权在关外一时做大，他们便忘乎所以，挥师入关。结果天下是到手了，可是经过二百年后，属于满清自己的文化却消亡了，他继承的是汉民族文化。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满清不是个例，当年横行一时的蒙古政权何尝不是如此?在海外大搞殖民扩张的诸多西方列强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优秀的文化，只凭武力侵略人家，放眼古今，没有一例成功的。
司马迁将《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就是想告诉我们儒家文化的内涵和对于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性。我们要继承伯夷叔齐等圣贤留下的教诲，而不是仿效周武王的动刀动枪。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与邻相亲”、“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无一不是在继承先贤传承下来的优秀文明，无论将来我们发展到何种程度，都要将这一理念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