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时期的艳遇

相信大多数男女都有幻想过艳遇，在行进着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这是多么令人悸动的故事开端啊。但现实生活中，即使我们经常乘坐列车汽车出行，能碰上一个年纪相仿，相貌也过得去的异性坐在旁边的几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我一年回四次家，都是坐高铁回，到现在为止我只试过一次旁边座位上坐了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异性，但我们没发生任何故事，唯一的交集便是他帮我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取下来了。当我们遇到这么一个“艳遇”的机会，也很有可能因为胆怯等原因而错过。或许有人只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无意中的碰触，放空时眼神无意的相交，以及假寐时不小心滑落至肩膀的脑袋。我们可能心里一直在猜测对方的背景与性格，甚至已经开始畅想在一起之后的故事了。网上之前有个这样的段子：“当我无意中碰到他的手时，那一秒我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但是车上的每个人都会有目的地，我们并不知道旁边的这位的目的地是否和我们一样。最后对方先下车，头也不回地离开，徒留我们守着那可笑的意淫。

张爱玲在《封锁》中给男女主人公设置了一个完美的“艳遇”环境：因封锁而不能行驶的电车，男主角吕宗桢为了避免和自己讨厌的姨侄聊天而坐到了女主角吴翠远身边，并且为了彻底逼退他，只能假装搭讪吴翠远，我们可以把这一切能造成两人有交集的因素称为“偶然”。如果换个环境，两人可能就不会看上对方了。吴翠远并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他觉得她“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并不富有，且已经有家室，正常情况下这两个人是不会发生任何感情下的交集的。但是因为这个“封锁”的环境，他们被外部各种因素意外地挤到一起，让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激起了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

从名字上看，吕宗桢可理解为“履忠贞”的化音。他活着似乎就是为了履行自己的忠贞，履行他作为小会计师，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他并不热爱会计师这份工作，但他仍每天兢兢业业上班挣钱养活家庭;他恼恨妻子的不理解，但他仍每天下班绕到小巷子买菠菜包子;他对吴翠远产生悸动却因为自己13岁的女儿而不能离婚。而女主人公吴翠远是大学里教英语的青年教师。她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家里是好女儿，天天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纳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她看上去也同样的枯燥乏味，像教会派的少奶奶。他们二人都是现代社会上最普通平凡的人，他们都是好人或者说是老实人——好父亲，好丈夫，好女儿。这种“好人”的身份是都市文明派定给他们的社会角色和道德角色，他们都很成功地在社会上扮演了这两个角色，但是却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真实自我。

如果没有这一场封锁，他们或许要扮演这个好人角色一辈子。吕宗桢为了躲避姨侄而去搭讪吴翠远，还带着一种报复妻子的快感，好丈夫与好父亲的角色动摇了。吴翠远因为不满家里人要求她嫁个有钱人，带着反叛的情绪去接受一个比自己年长十岁还贫困的有妇之夫的搭讪调情，和家里人赌气，她好女儿的角色也动摇了。他们两人间的“艳遇”并非我们想象当中俊男美女间美好的偶像剧，甚至连调情方式都落于俗套。连翠远这种乖乖女都能猜到吕宗桢接下来的对白是要抱怨自己的妻子不理解他，来寻求自己的同情。

但这一场蹩脚尴尬的“偶像剧”最后居然发展到了两人谈婚论嫁的地步，两人都彻底放下了自己的角色，进入了欲望的自我状态。他们坐得很近，吕宗桢欲擒故纵般地说出了“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而吴翠园却“只要他的生命中的一部分，谁也不稀罕的一部分。”她假戏真做，最后用力哭了起来，只是哭相不太好看，几乎“把眼泪捶到他脸上”。至此两个人的欲望交流达到高潮。他们都摆脱了社会文明角色的约束，回到自我真实的内心世界。

这时，封锁解除了，城市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文明也从暂时的中断中恢复了。于是他们两人瞬间终止自己的欲望，回到“好人“角色的扮演。吕宗桢转身下了车，吴翠远并没有阻拦，对她来讲这个男人等于是不存在了。但是她的欲望并没有完全消失，她期待于对方能给她电话联系。当她发现吕宗桢并没有下车时，她才真正地明白刚才两人间的这一段亲昵只是一场不合情理的梦。

封锁时期的这一场艳遇，主角们刚生出点乐趣，转眼间就像肥皂泡被捅破，空留一个尴尬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