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及其他

谥号，是中国包括东亚对死去的帝王、诸侯、大臣、后妃、贵族等地位很高的人，根据其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

谥号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恭王、懿王阶段，春秋战国广泛施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将其废除，直西汉建立后得于恢复。据统计，西汉到清末，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清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

谥号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这样就有两个要点：一是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在死后由别人评定授予。皇帝的谥号是在嗣位皇帝的参与下得到的；末代皇帝的谥号由下一王朝的帝王追赠，或者由遗民政权上谥；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一般由礼部（礼官）主持，在皇帝同意的情况下赐谥。

命谥的用字，就像过去高级干部的追悼词，有特定的规范，不可随意用字。从最早的经典文献“逸周书，谥法解”开始，历朝历代的谥法着述载录谥字约四百个，每个字都有特殊限定的意义。君王有明昏、臣属有忠奸、名贵有善恶，由此谥号分为下列几类：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庄、武、文；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厉、炀、幽；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怀、悼、哀；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

一开始，谥号的字数很短，在隋朝以前均为一、二字，如秦穆公、晋文公、隋炀帝。但从唐朝开始，皇帝的谥号字数逐渐增加，后来简直成了褒义词堆砌，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谥号竟长达25字“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谥号最长的皇帝。名声不好的慈禧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23字谥，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之最。

从唐朝开始，谥号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满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最典型的是历史上并称为“文武二圣”的孔子和关羽。

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到国民政府，他被追封为褒成宣尼公、文圣尼父、邹国公、先师尼父、太师、隆道公、文宣王、衍圣公、文宣帝、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

关羽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着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文臣武将能象关羽那样维护其统治。因此，关羽成了不断包装的产品，“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到了清末，关羽的封号陆续加成“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微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多达26字。关羽的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这样，自关羽以上四世，三王一帝，连清室的皇宫里也供起了关羽的神位。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谥号在我国已被废除。但是，谥号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还是遗传下来了，不少人还具有“谥号心理”和“谥号情结”。传统与时代结合，显现出变种形式，同样成为褒贬手段和满足虚荣心的工具。

一段时期，人们对于最高权力者的赞颂所用溢美之词，越用越多，越用越长，甚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被赞颂者都感到不自在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和康生把毛泽东称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他对“四个伟大”一向不认同，曾多次公开表示“不喜欢”。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所谓“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

前苏联的做法具有苏联特色，不仅有文字，而且还物资化了。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生获得114枚勋章和奖章，其中不少是他自己发给自己的。在他的葬礼上，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有一个段子说：勃列日涅夫同志要做扩胸手术。为什么？因为他的胸部不够挂勋章的了。

这种“谥号心理”和“谥号情结”在一些“凡夫俗子”身上也很强烈。有的人介绍自己，一说一大串，还怕别人了解掌握不全面，递上个名片，正反两面全印满了，都是些没什么“含金量”的会员理事啊，弄的人家不知他究竟是做什么的。

不仅是人，一些地方单位也是这样。有的地方单位今天提建设成什么什么，明天又提打造成什么什么，多达十多个，搞得本地本单位的人们不知所措，弄的外地外单位的人们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单位。其实到现在这个时段，提一些高大空的东西，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只是自娱自乐罢了。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一提孔子、老子、孟子、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人们就知道是什么人。实力实绩摆在那里，还要弄那么长的“谥号”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