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读《叫魂》有感

对历史不作深入了解的人都看到“康乾盛世”的经济繁荣与政治清明，因而也会觉得盛世的百姓应该是安定幸福的。然而，1768年在中国的一场妖术大恐慌让我看到了那个盛世有太多不和谐的因素，人与人之间很少有信任存在。

在满人统一中国的初几年，为了宣示满人对汉人的绝对权威与汉人应该向满人表示的绝对忠诚，统治者强迫汉人削发。“削发令”一出则受到了汉人的抵制。汉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以削发为耻。

汉人的顽强抵抗和满人的强制执行最终以汉人的流血而告终。从此便埋下了汉人对“削发”的恐惧的种子。1768年的“叫魂”事件牵涉到百姓发辫被剪的问题。可能百姓恐惧的不只是妖术本身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他们还恐惧统治者看到他们的发辫被剪后，“削发令”这一悲惨的历史会重演。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百姓往往过得忐忑不安，统治阶级给他们的人身保障实在太少。

而被少数民族统治更加加剧了他们的不安。满人统治者对汉人的某些习俗无法容忍，汉人百姓对满人的某些风格不能接受。文化的差异让满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经济繁荣，商业发展并没有使百姓感到幸福，反而更难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经济“自由劳工”现象使很多劳工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力。于是他们成为被完全排除在经济性生产之外的人。

在叫魂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便是那些无权无势、游荡在社会边缘的和尚、乞丐等人。就算有的乞丐被捕病死狱中，也不会有什么麻烦，这就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性命的轻贱。在这个讲人权的现代社会是绝对想象不到自己的性命一不小心就丢了是多么令人恐惧的事。在那个盛世，农夫村民见到任何外来人都会有一种排外情绪，大概是不想别人来扰乱他们仅有的那一点安宁吧。

叫魂危机从长江中下游开始蔓延到全国，统治者不得不正视这次危机。弘历身为满人，相对于汉人，他拥有一种种族优越感。当看到官员们在叫魂事件中的表现时，他恐慌了。害怕他心中优秀的满人会被汉化。身为帝王，他须心怀天下，容纳全国百姓。身为满人，他须保持他所认为的满人优秀于汉人的品质。弘历可能本身不相信有妖术的存在，但他猜想这是否是一个扰乱社会秩序、煽动人们造反的阴谋。

毕竟他只是一个异族统治者。于是他向各级官员施压，不惜代价解决叫魂事件以稳民心，也顺便揪出背后的阴谋家。弘历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要维护自身利益，于是提出政治罪。从最开始官员向皇帝隐瞒叫魂事件，到后来皇帝不断逼迫官员解决叫魂事件，并以办事不利的由头撤下了一批官员，一切都是那么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在政治罪的背后是弘历巩固自身利益与整治满族官员风气的需要。妖术事件本就是虚幻，所以统治者也只能用社会上无权无势的流浪者作替罪羊。

再说执行皇帝命令的各级官员，他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与君主的反复无常中寻找平衡点以便自在地生活。他们蔑视百姓的愚昧无知，却不得不抓捕百姓送来的可疑人物。地方官员不敢激怒周围激愤的百姓，于是对那些可怜人严刑逼供，竟然还有捕役心术不正为小利诬陷他们。十八世纪的地方官员们有令弘历厌恶的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在最初他们并没有向皇帝禀告叫魂事件，在妖术已经引起全国恐慌时，他们又立马向皇帝禀告，然后勉强地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他们不得不审问那些模糊不清、没有答案的叫魂事件，不得不到处捕获可疑的和尚、乞丐等以向皇帝复命。一个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同时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于是，总有一些可怜人成为政治牺牲品。

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受到隐蔽势力威胁，这便是不和谐。统治者提出政治罪以巩固自身利益，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这便是不和谐。官僚制度腐朽，官员们不思进取，贪恋权势，这便是不和谐。这些都能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启示：只有社会各个不同的群体互相信任，做好各自分内的事，才能真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