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情义

那年高考，我名落孙山。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又要回到原点，回到那个落后的乡村，像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一辈子农民。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背上书包回到学校，重新开始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内容，在书山题海中穿梭，在牢狱般的“梦工厂”里挣扎。

从此，我不仅要面对高考的压力，还要经受贫困的折磨，忍受旁人的冷眼。好在班上的同学彼此都经历过一场失败的高考，那些不能与他人诉说的囹圄也有了归宿，高考落第也没有那么令人伤心了。

陈四权同学，就是这群与我同病相怜者中的一员。他聪明伶俐，为人热情，说话做事总是面带笑容，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同学们都喜欢他。谁有不会的习题向他请教，他都会耐心的给你讲解到能懂能会为止。没有悬念，他很快就成了我最崇拜、最尊敬的同学。

课余时间，我和陈四权们一起畅想未来的梦，一起憧憬那些由高考而引发的是是非非：题型、考试、分数……我们无数次地渴望离开这个牢笼”，憧憬“解放”之后的自由生活，述说自己近乎完美的未来。伴随着苦读的日日夜夜，我们开始经历成长的烦恼，应对考试的压力，走过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共同度过人生中那段最清贫、最单纯的青春年华，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那年七月，高考如期而至，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随后，我告别了亲人和朋友，也告别了陈四权们，走过村头，跨过那条伴我成长的藕池河，在长沙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

大学四年，我与王先锋、卢国林们因为趣味相投走到了一起，我们相互称兄道弟，他们叫我“九满哥”，我叫他“国林弟”。学习上，他为我解答疑难，互相关心；生活上，我对他嘘寒问暖，互相照应。最重要的是彼此以诚相待，敞开心扉交流；一起到食堂吃饭，一起到教室上课。休闲的时候，我们相拥在湘江边漫步，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那天晚自习后，我与室友打打闹闹，由于对方用力过猛，我的右肩锁骨被他打断，王先锋知道后，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送我到学校医务室治疗；同时与他那略懂一点医术的父亲商量救治办法，等我的伤好了些后，他又陪我到市区的医院复诊，使我的伤痛很快得以控制。

那时候，我们偶尔会去学校的礼堂看场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部是《红高粱》，在电影院里，王先锋不时被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引至捧腹大笑，好像二几十年没笑过似的，让不少观众陪着他笑。更值得一提的是那部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芙蓉镇》，我们看完之后大失所望，便要求组织观看的卢国林请大家吃宵夜。在大排挡，我们叫了一碟花生米，几块臭豆腐，几杯鲜啤酒，大家喝得尽兴，谈得开心，笑晓庆表演水平臭到了家，惜导演谢晋江郎才尽……

一晃四年的大学生活过去了。毕业后，我怀着“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的喜悦心情，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来到这个让我欢喜过、彷徨过、失望过的工作单位。

那时候，我们单位还没有现在这么庞大，人事关系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二十几个新来的同事，每天一块上班，说着笑着就把活干了；八小时之外，一干人等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时而谈起快乐的大学生活，时而交流工作体会，一起哭，一起笑，其乐融融就像一家人。单位食堂只供应午餐，晚餐我们就三五同事自由组合，买菜做饭，谁高兴便叫上几个同事去大排挡小聚。

随着同事们一个个成了家，特别是当不少人得以升迁之后，我们之间的情义，也就在不知不觉间划上了句号。回头看看自己身边那些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很多人就这样慢慢从自己身边消失了，一些曾经很要好的朋友，也渐渐少了联系。这些失去的东西，只有在自己想找人倾诉心事的时候，才能体味到那些可靠的朋友已经走远了，只留下自己孤独的、盲目的往前走……

同学、战友、发小的沟通，让一个个被拆散的零部件再一次回归整体，但是，分开多年的零件，本以为型号都对得上，但时间在上边生了锈，大了，或者小了，不再是从前的那一对了……

难怪有人说，现代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功利性的联系，相互之间的交往，大多通过交换社会资源来完成，“情义”成了很多人实现其目的的借口，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缺少人情味，情义失去了它原有的光环变得现实和世俗，金钱、权力和地位成了情义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利益为纽带，已经没有了真情和道义，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情义让市场经济的大潮彻底的淹没，造就了一个从灵魂到身体都放荡不堪的社会。

岁月已逝去，情义都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