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文和写作不是一回事

写作和写作文不是一回事儿，至少我这么认为。上中学期间，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写作文，作文给人一种紧迫感，要在短时间内绞尽脑汁、搜索枯肠，还要面临老师的审阅，不得不造假迎合，在镣铐中写出官样文字。上大学期间我却喜欢上了自由写作，它带给我酣畅淋漓的快感，而且是最真实的心声，是坦露自己的灵魂，可以无所顾忌，不用受人评说。

从中小学的记叙文转变成高中的议论文时，我有些无所适从，女性向来都是政治嗅觉不敏锐的，议论文所需要的逻辑性和思维的深刻性和批判性，我的年龄和阅历尚未达到它的要求。看过一个麦家的访谈视频，作文写得好的人，有时离作家更远，因为作家需要天马行空，需要创造力，也可以说需要破坏力，而作文是需要规范化。破坏力来自于对规范文体的一种探索和推翻，作文是家养的宠物或者盆景，而文学创作是完全野生的，它的生命力更旺盛。

作文在古代可以称为应制之作，往往难出佳作。写作动机有三种，本能、奉命和功利。本能是出于本心，是价值的暴露与引领，奉命是价值强加于价值服从，功利是价值的颠覆和异化。今人的考试作文是奉命，古人的科举考试之作是为了功利。

唐朝年间，以诗赋取士。考官的考题是“终南望余雪”，要求是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而一位任性的考生祖咏只写了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便交卷了。他认为诗意已表达完整，无需画蛇添足。显然不符文体要求，自然落榜了，却成为了入选《唐诗三百首》的唯一一首应试诗。不符考场要求的文章不一定就不好，不过我们完全没必要拿自己的前程博弈。

北宋嘉佑二年，苏轼应试的时候写下了一篇立意新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他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用了一个皋陶要杀人而尧劝他宽恕的典故。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欣赏的同时也记住了这个他从未听闻的典故，事后他询问苏轼，苏轼笑答一句“想当然耳。”倒有点像现在学生编造一句话，硬说是名人的话，老师也没听说过，凸显得作文引经据典，古今无异呀!

我并不批判高考的制度，高考后的我的确有了更高的平台。我想说即使作文写不好也不足以打消我们写作的热情，随心所欲地写不带有目的性的文章是一件多么幸福和享受的事，在写作中得到一种释放，用笔镌刻逝去的流年，让闪烁着光芒的日子停驻在文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