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

六七十年代或者更早时期出生的人，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供销社、粮店、电影院和食品站等部门，对粮票、布票、盐票、糖票、油票、酒票和肉票等票证，那些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是记忆深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经济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年代出生的人见证了那些部门的兴衰和那些特殊票证的消失，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是“80后”和“90后”所未经历过的，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出生于七十年代，属于那个时代，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但与供销社、粮店、电影院和食品站等部门发生的那些故事，却留在了我们内心深处，它反应了一个历史的变革，一个时代的变迁，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粮站里的故事

七十年代末，那个时期还是计划经济，还没包产到户，我们这里有一个粮站，粮站的业务很红火。每年夏天收购麦子、油菜籽，秋天收购稻谷、苞谷，夏天和秋天是最热闹的季节，来交公粮售稻谷苞谷的、卖油菜籽和小麦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季节都热闹非凡。因为人多，小孩子都喜欢热闹，家住附近的孩子都喜欢到粮站玩，每天到粮站可以看到不少运送粮食的卡车。那时车辆特别少，而且来粮站运粮食的卡车只有解放和东风两个品牌，看到车辆感觉很新奇。到粮店一来可以看车辆，二来小伙伴还可以做个游戏，当然这个游戏很缺德，就是大孩子怂恿小孩子拿根竹签，插在运粮食的卡车轮胎的气嘴里放轮胎的气。放气时发出“哧……哧……哧……”的响声，小孩子们都觉得很过瘾也都很兴奋，只是开车师傅恨死了，因为开放了轮胎气的车很危险。每次卡车的轮胎气被放了，开车师傅都要气急败坏的找打气筒打气。当时人小不懂事，不知道会给会带来危险，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缺德。

有一次有个小伙伴在放卡车轮胎气的时候栽了，他正在放的时候被开车师傅发现了，把他逮个正着，我们都担心他，不知道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小伙伴被开车师傅带到粮站站长办公室那儿，因为都是家住附近的，站长认识他，况且他年龄小不懂事，最后批评教育，然后又把我们其他的同伴也叫过去，警告大家，再发现的放车胎气的话就要叫父母来了，吓得我们够呛。再也不敢做放卡车轮胎气的这种游戏了。

农户交售稻谷或者麦子的时候，如果水分没有晒干，粮站就不收购，一般交粮的都喜欢在大晴天去粮站。如果没干透，可以放在粮店的坝子里晒，粮店有一块好几百平方米的水泥硬化坝子。

交粮那段时间，晒粮食很紧张，为争坝子晒粮经常发生一些纠纷，不像现在，农户每家门前都有一块院坝，也没有人和你争。那时，为了晒粮食，要起得很早，先拿谷子、麦子或包谷到粮店的坝子去放一小堆一小堆的粮食占一些面积，要晒多宽就放多宽，那时的人们也很自觉，有一小块够晒粮食的坝子就行了，没有把整块坝子占为己有。然后等中午太阳大的时候，再回家背粮食到坝子去晒。在粮店交售粮食的农户晒，不交售粮食的家住附近的农户也晒。一般小孩子就是在坝子里守望和翻粮食，翻粮食要么用木耙子翻，要么光着脚丫用脚来翻，不翻粮食就晒得不均匀。

粮食交售结束，粮站也要从粮仓里翻粮食出来晒，那时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粮站晒粮食那段时间，几乎没有农户晒粮食，来往的人较少，飞来吃粮食的麻雀很多。我们最喜欢捕麻雀，我们找来一根小棍子，一个煤筛，一根长麻线，用麻线栓在棍子的中间，在坝子晒粮食的地方用棍子把煤筛的一边支起来，我们躲在暗处拉住麻线的另一头，一旦有麻雀到了煤筛下面，就赶紧拉麻线，等煤筛盖下来，盖住麻雀，大家就赶紧围上去，把麻雀捉出来，把它杀了，开肠破肚打理完备再洗干净，抹上盐巴，拿到家里的火上去烤，烤熟后大家分来吃麻雀肉，大家都乐此不彼，只是麻雀太机灵了，虽然多，但很不容易逮到一只。

不晒粮食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去粮店，一般情况是打“包子”，即把粮食装在麻袋里缝好袋子，有车来好拉粮食时，把“包子”搬到车上好运走。

我们都喜欢穿长裤子，把裤子挽起来，光着脚在包谷堆或麦堆里去跳去踩，出来的时候，裤脚里或多或少会带一些包谷粒或麦粒在里面，大家把包谷粒或麦粒集中起来拿到街上田师傅家换麻糖吃。为了多带出包谷粒或麦粒，有个父亲在粮食部门上班的小伙伴还特意穿水胶鞋去包谷堆跳，到是得手了，因害怕被发现，好像只干了一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粮店已失去了它的功能，也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有关粮店的人和事却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供销社的话题

那时候，买什么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我的印象中有布票、粮票、糖票、油票、盐票等票证。票证的功能，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穿新衣服，就必须拿布票和钱到供销社的商店去买布来缝制，有多少尺布票就买多少尺布。

其它的东西也很紧张，就算已经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都还很紧张，特别像尿素之类的肥料。我记得有一年，我家急需尿素，供应的不够，父亲找到一个亲戚，他是在上半区的木石公社供销社上班，他答应卖一包尿素给父亲，父亲很是高兴，那时没有车，父亲背一个背篼当天就和那个亲戚走了五十多里路，来到木石供销社，吃了晚饭天黑了以后才背上买的尿素往家赶，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供应，“走后门”是上不了台面的，只有晚上没有人的时候才敢尿素把背出来，等父亲把尿素从木石背到家时已经下半夜了。

对供销社销售的煤油、盐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不少的趣闻，一次，大姐与一个亲戚到安底赶集，我们马场到安底赶集的较多，因为走安底比走禹谟还近，所以大部分人都到安底赶集。大姐是第一次到安底赶集，那时安底已经开始出现“代销店”了，大姐很新奇，回到家后，很夸张的对父亲嚷道：“爸爸唉！安底街上这里在卖盐巴，那里也在卖盐巴！”

父亲和母亲听了大姐的话都大笑不止。因为我们马场街上只有一个地方即供销社在卖盐巴，太出乎大姐的预料了。大姐还给我们讲，她花五分钱买了一根冰棒吃，我们都很羡慕大姐，埋怨她为啥不给我们弟妹们带几根冰棒回来，那时根本就不知道冰棒拿出来一会儿就会融化的。

这些故事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叙述了。

现在就不同了，各处的百货商场、超市、小卖部多如牛毛，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只是你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了，那时是有钱也买不到。

看电影的故事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放电影的，但我懂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这里有电影放了，最先是在学校的操场里放，后来是在公社的球场里放。

每次放电影，是电影公司的任务，要不就是公社或大队去邀请来放的，还有的是搞重大节庆活动，比如说国庆节、建党节、建军节、六一节等等，放的时候不多，每年屈指可数。

一听说放电影，几乎每家都是倾巢出动，每次放电影操场上是人山人海，密不透风，去迟了，根本看不到屏幕，只有站在外面听听声音了。

因为我们家离学校近，每次看电影，占了天时地利的光，我们抬着板凳早早的就去学校操场抢了地盘，把板凳放在离屏幕较近的地方，每次还是完整的把电影看完了，不像那些住在八寨、青林、干堰、城墙、群丰、大桥几个大队的人家，好多人根本没有座位。

但每次看电影，有些过程令我们这些小孩不乐意，电影要放之前要花很多时间放歌曲，等到真要开始放的时候，公社的领导（建乡后就是乡政府的领导）又要利用放电影的机会，不厌其烦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的领导有时还大讲特讲一些春耕生产了、科技兴农了、打击刑事犯罪了等等内容。无论你愿不愿听领导都要讲半把个小时，有的甚至要讲个把小时，我最佩服的是我们乡的副书记，他是分管政法的，他最喜欢讲打击偷牛盗马了，不准酗酒闹事了等等，每次他都要滔滔不绝讲上个多小时，每次我们都听得打瞌睡。

领导的讲话结束后，开始放电影了，可是每次放故事片电影之前，还要加放专题影片，内容大体都是些传染病防治了，农业科技生产了等等，一放就是个把小时，然后才是真正的主题，尽管如此，看电影的人们还是兴致不减。

为了看电影，在其他其他乡或者其他大队放电影我们也去看。有一次，新民乡的油沙坡放《大渡河》，那里距我们马场街上有七八里路，我看到街上有人去看，就跟随人群一起去了。影片很精彩，看完后回来的路上，我没带照亮的东西，那时的手电筒少之又少，一般照亮用的是用火点燃干燥的竹篾片或者敲破的葵花杆，我跟着带有竹篾片照亮的人群后面走，勉强可以看清道路，后来光亮越来越弱，人渐渐走散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路上了。前几天我们街上发生过一起凶杀案，死了人，我一想到这件事就非常害怕，摸黑赶到家时，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父母埋怨我时讲了些什么我都没听进去。

那个时候放得最多的是爱国主义题材的，什么《闪闪的红星》了、《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影片。当然也放一些外国电影，像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南斯拉夫的《桥》，还有就是印度的电影较多，我就看了《奴隶》、《大篷车》和《流浪者》三部电影。影片内容不太记得了，可对影片中的歌曲旋律倒还记忆犹新，特别是那首《亲爱的，回来吧！》的歌曲。

后来，我们这里有了电影院，是个简易的电影院，也是一道几块木板做的简易门，围墙是土墙，有两三米高，为了防止人翻围墙，上面放一层杉丫枝，在杉丫枝上面再撒薄薄的一层薄土。那时电影票卖两角钱一张，看得人很多，特别是放武功片，看的人最多。我记得有几部电影，一部是《神秘的大佛》，一部是《少林寺》，还有两部《少林小子》和《武当》，看的人太多了，差一点把电影院的木门挤破。

再后来，电视又渐渐进入家庭，电影院逐渐冷清，乡政府的电影队解散了，电影院也最终垮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可我还是会回忆起有关电影的那些事情。

食品站的兴衰

在那个时候，食品站是很热门的单位，每家每户都有喂猪的任务，喂的猪重量达到了要交售给食品站，生产队给交售猪的农户记录一定数量的工分。

我们乡的食品站的位置在我们街的上场口，是租用的地方，那是奶奶家的房子，其实很简单，就一间小办公室，上班的职工都是本乡的人员，家住得不远，一间临时关猪养猪的大猪圈，可以关几十头猪，一个两边有墙的石头垒的斜坡车台，是用来撵猪装车时用的，还有就是一把台称和一个木架笼子，木架笼子两边安装有可以上下滑动的木门，过称的时候便于猪进出。收购猪时，木笼子是放在台称上的。

一到上调（收购）猪的季节，食品站就相当忙，食品站的站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全都赶来上班，开的开票过的过称，忙得不亦乐乎。

食品站附近的小孩特别是那些稍大点的孩子都喜欢到食品站玩。一是看热闹，二是有时候还可以挣点钱。如果猪收购齐了，有时当天下午有拉猪的车来就把猪调走。车来拉猪时，就要找人赶猪装车，那些大孩子就找一根木棍与大人们一起帮忙把猪往斜坡车台赶，把猪撵进车厢，结束后，食品站的工作人员就要分配小工钱给大家，大孩子们站个人头多少也可以分一些，一般只要出了工的都可以分四五角钱，大孩子们都很高兴。

有时候当天收购的猪没有拉走，下午和第二天早上就要喂食，食品站附近的人家或者有关系的亲戚就可以割点猪草卖给食品站，因为是奶奶家的地方，每次要喂猪，我们家都可以割猪草卖点给食品站，一背篼猪草一般可以卖块把钱。有时候遇到赶场天，食品站还要杀一头猪在市场上销售，虽然经济不活跃，但买肉的人还是不少，与食品站职工关系好的人家还可以割点油份多的“宝肋肉”。

改革开放后，市场逐渐放开，农户养的猪也不用交售给食品站了。养猪场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各地街上卖肉的也多了，食品站也失去了它的功能，再后来各级食品站撤销了，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现在的孩子们无法了解食品站的变迁，可却是那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唐德友（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