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与星辰

在超市买卫生纸时，偶然看见有一个名为云冈的牌子，先是诧异，后来便成了一丝感慨：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也能看见久违的云冈，怎能不令人感慨呢?殊不知，这感慨一发端，便涌出激流来，裹挟着关于云冈的记忆，以及那个与云冈命运相连的僧人……

据《北史》记载，昙曜的姓氏、家世、生卒年月，早在唐初已经不详。只知他自小出家习禅，品格坚贞，志气高远，风度闲雅。他是凉州人(今甘肃武威市)后来移居中山(今河北定县)。我们无法了解昙曜离开凉州是喜是悲，是不舍还是欣慰，只知道他离开凉州的背影是那么坚定，袈裟在风里翻飞，沉稳的步子，一步步向东方走去……

北魏兴安二年(453年)，昙曜被朝廷征召至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当时的北魏皇帝文成帝拜他为帝师。和平初年(460年)，昙曜被任命为沙门统。就在沙门统任上，他征得文成帝的同意和支持，在武州山开始了云冈石窟伟大工程的兴建工作。一个恢宏的时代，在一凿一刻的声响中，开始显露她的真容。正如大同市前市长耿彦波所作的《大同赋》中说的那样，“武州山开窟造佛，旷世希声，创天地之大美，前无古人;云冈峪石破天惊，空谷足音，登文化之顶峰，后无来者。”昙曜用他的一生，营造云冈，云冈也用它独一无二的气魄，让世人记住了昙曜，记住了魏都平城，山西大同。

而在昙曜刚到京都时，他便遇上了“太武帝灭佛”。但是由于同情佛教的太子晃缓宣废佛诏书，一部分僧人得以逃匿避难。昙曜就是因此而死里逃生的。他是一个信仰坚定、很有操守的僧人，在对僧徒迫害最厉害的日子里，尚贴身穿着法服，没有片刻离身，终日诵经，未有半日断绝。历史总是喜欢那些坚守信仰和操守的人，司马迁如是，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嵇康亦如是，留下了竹林七贤真正的风骨。而昙曜，无疑也是如此，他的坚持，开启了北魏文化乃至华夏文明的宏大和声，千年之后，佛音仍在武州山下萦绕着，大佛的双眼，注视着芸芸众生……

他所开创的石窟共有5座，后人称之为“昙曜五窟”，每座规模都很宏大，窟内各雕一尊石像，高达40尺至45尺，第5座的石像最大，高约50尺，其中最大的石窟可容3000多人，东头佛窟所常供养1000僧。各窟雕饰之奇伟，艺术形象之丰富精美，可说是旷古所无，令人叹为观止。每一个去过云冈石窟的游人，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来自历史的厚重，来自大师的如炬目光……

昙曜虽去，但石窟的开凿事业薪火相传。历代帝王以及僧众不断在昙曜的基础上开窟造佛，遂形成了今天所见的连绵30里、栉比相连、数量众多的云冈石窟群，一个令大同，山西，乃至全中国骄傲的地方。

昙曜弘扬佛教，使之永远流传的事业，除了开凿云冈石窟，就是他的译经事业了。这一工作始于和平三年(462年)，在刚刚修成的武州山石窟寺，就在他所开凿的洞窟旁，昙曜把一批有学问的僧人聚集起来，配合印度僧人译出了《称扬诸佛功德经》3卷，《方便心论》1卷，《付法藏因缘传》6卷，《杂宝藏经》8卷……在昙曜之前，有法显，昙曜之后，有玄奘，且不论三人所属大乘教派或小乘教派，也不去说昙曜并未像另外两人一样远赴异域求取经文，但是于译经而言，昙曜与他们一样，光耀后世!

今天，知昙曜者寥寥无几，但其所译经典却流传下来，云冈石窟更成为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之一，永放光芒。以此而论，昙曜不但是再造北魏佛教的功臣，也是创造文化奇迹的巨人。雄伟奇的云冈石窟，也正是记载他卓绝精神和杰出贡献的丰碑。

一首歌中唱道：“历史是灯塔和天上的星辰，无数前因后果勾勒出过程。历史是梦想和我们的爱恨，每一段的文字都带着体温。”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总有一些人像海边的灯塔一样，引领着历史的前进，而昙曜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人们对于他遗忘了太多，但一尊尊佛像、一页页经文，无言地诉说着北魏京都的恢宏，勾勒着一代大师的梦想蓝图。有如此大师巨匠，大同甚幸，中国甚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