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深雪浅

年初的一场雪占据了朋友圈的头条报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位冬天的常客摇身一变竟成了稀客。

早上还在睡梦中，新宝就醒了，嚷着要去看雪花、打雪仗、堆雪人…还给我讲了在学校老师讲的故事：小猫说雪花是糖，小狗说雪花是盐，小白兔尝了尝，既不甜也不咸还凉凉的…生在北方外的这年头的小孩子终究是没有我们儿时所获取的大自然的恩宠多，他们只能从书里、电视里、爸爸妈妈的回忆里来感受那漫天飞雪，银妆素裹。

窗外或浓或淡地飘着雪，落地即成了水。这样的天，除了冷，感觉不到任何欣喜。

关于雪，最深的记忆有三段。

第一段记忆大概是什么时候，已是记不清了的。那时候，一溜排的瓦房排开，我们本家姓就占了小半个村。幺爹家厨房在东，厢房在西。厨房挨着二伯家，中间是一条五六尺宽的巷子。厨房门正对着一棵大松柏。松柏不高，却像一把大伞，枝繁叶茂。夏天，大家搬个凳子就坐在松柏下乘凉拉家常。冬天，村里的柳树杨树构树楝树都落光了叶子，这棵松柏还是撑着一把大伞引逗得麻雀在里安家。

我第一次关于雪的记忆就在这棵大松柏树下。不夹杂一丝雨滴，就那么从天而降，大朵大朵的，像撕碎的云片花;像被太阳晒得蓬蓬的棉絮花…我就那样仰着头，站在松柏树下转着圈圈，举着手接着雪花，蓝棉布夹花长袄裹在身上臃肿得像一头小兽…一会儿功夫，松柏披了一层白被，剪得平整的低矮的冬青木顶了一头白雪，像涂上了一层奶油。

后来，松柏树砍掉了。幺爹一家搬走了。记忆走远了。雪也不常来了。

第二次记忆是很清晰的。就是上小学那会儿。当时从家到学校有五六里路，沿途分布着好几个村，所以除了大路，就是田间小路。当时的我们，为了走捷径早点赶到学校，都是不走“寻常路”的。

冬天收割后的田野一览无余平铺眼前，尽管冬麦已钻出地表。站在大路上一望，从田里斜伸出一条光亮的“带子”直抵学校，那条“带子”就是我们的杰作。鲁迅说的对：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

但是大雪过后，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带子”是早已无影无踪，就连田与田之间的沟沟坎坎也被大雪覆盖，眼前就是白茫茫一片天。这段时间，我们都是上半天学。上学的路线也改变了。

走过灌市那道大坡，我们斜插过肖家湾。因为肖家湾村后有条细细的河，这时河面早就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们村里的一二十个孩子像群野鸭子一样鱼贯着从冰面上连滚带滑地溜到了对岸。

对岸摆在眼前的是一块大大的“白米蒸糕”。大路和田野已经连成一体，分不出经络。大雪还在头顶纷飞，脚下一踩一个大窟窿，“吱嘎吱嘎”的踩雪声不绝于耳。这一群队伍冒风顶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进着。突然，走在前面的一个小伙伴走着走着就只剩下一个头了———身体全掉到田沟里去了…

而今，那条路还是那条路;那条河还是那条河;那片田还是那片田;那群小伙伴却已长大成人为父为母;那所学校早已凋零沦为耕地;那年季节里的风霜雪雨也已冰封，不解来年。

第三次的记忆是灰冷的。就像那年武汉的天空和气候。那一年诸事不顺，本命年的魔咒已提前应验。但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关于本命年的那些破事，不然我也会有所提防。但该来的总会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坐在距离国立武汉大学不远的一处职业培训学校的小教室里笔试，外面飞雪漫天，内心惆怅落寞。我就那样思绪横扫文不对题地在考卷上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03年的雪来的很迟缓。远在大西北的兰告诉我她的城市下雪了。她用左手温暖了右手。那个有着历史凝重感的古都她还没来得及适应。

04年，当惨白的雪花铺天盖地压下来时，想起B的话，泪冰冷滑落。他说你缺少关怀。

05年合肥的雪没有误期，很飘逸地装饰了冬天的梦。Y说下雪了。我说是啊，下雪了。有过的梦想与期待被封锁在了隔年的季节里，沉默地遗忘。

06年的雪开在了07年喧嚣里，仰起头，漫天的雪花在与脸颊相触的瞬间竟成了一种幻觉。

思恋像卸链的自行车，再怎么蹬也只是停留在了原来的地方。寂寞在寒雪里冻结成冰。”

那是我第一次写关于雪的文字，竟是那种场合那般心境。那年的冬天，我像一只丧家犬一样四处碰壁，身心俱疲———得非所愿，愿 不可及。可如今回头看去，当时的种种不堪与艰难，如风雪中的夜归人一般，围炉皆是欢喜，竟忘了行路之苦。

之后，我再也没有关于雪的记忆了。也遇到过几场雪，不大不小，不深不浅，也就那么过去了，没留下什么痕迹。这日子，也是不咸不淡，不紧不慢，风轻云渺地过去了。雪不雪，大不大，谁还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