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我心中的印记

小时候我家很穷，全靠爸爸上山砍柴刨药养活我们姊妹五个，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八岁了，还不能上学，妈妈为此常抹眼泪。新学期开学了，我哭着要上学，妈妈借了3块多钱，把我送进了学校。

我的小学生涯开始了，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叫贾铁英的。我的个头最高，但同学们常捉弄我。下课时，他们常常拽我破棉袄露出的棉花团，或者用火柴在我身上划一下就跑，我从来都不敢还手。几个星期过去，老师开始惩罚他们，给我出气。

她把我和几个捣蛋鬼叫到办公室（住室），脸色严肃地训斥了几句之后，“啪！啪！”照他们的屁股上每人两下。他们没哭，我也没哭，但我心里高兴。我不知道，老师的手掌是空的。

他安排我和她的儿子小刚坐在一起，课间让小刚和我“斗鸡”（两手抱起一只脚，用膝盖啄斗的游戏）。我不爱说话，她便经常逗我，亲昵地称我为“小猪娃子”。时间一长，我便敢和她说话了，偶尔也敢进她屋找小刚玩。每次她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格外高兴。

那一次，她笑眯眯地握着我的手问道：“冷不冷？小猪娃子！”

我一声不吭地把手拢在火上，不知她在屋里翻腾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从屋里拎了一双靴子出来，像妈妈似的说：“试试，小刚的。”

我死活不穿，硬说不冷，她哭了，说：“多懂事的孩子呀！”

回家后，妈妈感激地说：“这几块红薯，给你们老师带去。记住，好好听老师的话！”

我知道老师对我好，也知道用学习成绩来报答老师。同学们都和我玩了，我不再是一只离群的孤雁，也不再感到自卑。别人拍手时，我也敢把手举起来拍，有时还敢缠着老师讲故事呢！说真的，是老师唤回了我的童心。

转眼我升入了初中，班主任是本村的一位民办教师。因为我成绩好，在学校一直是班长。刚开始，我颇受老师信任，班上的事务多交给我负责。可渐渐地，我发现，这位老师害怕班上的老黑。老黑的爹是大队干部，老黑在班上行为霸道，却没人敢管。他可以随便旷课、打同学，我向老师反映情况，老师只是点点头说：“知道了。”

有一次，老黑说红伟冒犯了他，恨恨地打了红伟两个耳光。老师目睹了这一切，却没有敢说半个不字。时间一长，这位老师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变形了。

毕业的时候到了，同学们都说我准能上高中（因为那些年实行学校推荐升学），我也和同学们一样天真地等待着。

推荐升学的名单公布了，上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而我们班的老黑却是首选，。其余3名被推荐的同学，也都沾了大队干部的光。回家后，我哭了，妈妈也哭了。从此以后，我仿佛看破了世间的红尘，只好颓丧地上了阎村的民办高中。我眼前感到一片漆黑，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982年才干了一个教师。

一直到现在，这两位老师的言行，就像抹不去的印记刻在我的心里，一个印迹清晰美好，一个印迹斑驳模糊。大队干部成了我一生的憎恨，但也只有默认罢了，谁让我生在那个不公平的年代呢？我想现在做老师的应该知道：你的劳动对象是孩子，你的爱、你的公平，一定影响着他的一生。

——王万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