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直见嵩山雪

气候变暖，秋冬似无分界，中原腹地，万木入冬依然枝繁叶茂。然而，一场瑞雪就分出了秋冬，如帷如幕的大雪与无边落木萧萧齐飞，一层洁白夹着一层枯褐，一层枯褐叠着一层洁白，转眼覆盖了整个中岳大地。远处的嵩山被这场大雪染白了叠嶂的层峦，把这座文化圣山的峥嵘群峰粉妆玉砌，雄奇山姿更显峻冷，肃穆山容平添高洁，使人不由想起嵩山历史上两场著名的大雪来。那两场没膝的大雪融化后，使得佛教和儒家在嵩山的峰岭间形成新的滥觞，中华文明的大河因之变得更加宽阔而浩荡。

高标之文化嵩山，敞阔之文化洼地

今冬第一场雪后，嵩山脚下枝枯柯瘦，站在山城登封的大街小巷，已经直视巍巍嵩岳而无碍。其实，要不是这些年雾霾时常袭扰，据说站在往西百里外的古都洛阳，也能望到嵩山之巅。有唐代著名诗人孟郊诗作《洛桥晚望》为证：“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人行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

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年少时曾隐居嵩山。孟东野曾两试进士不第，四十六岁时才榜中进士，但朝中无人，一直无职，五年后方出任江苏溧阳县尉，负责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等事务。可怜作不出诗就不出门的“诗囚”，不得不终日向百姓催租催税，“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后来干脆放浪形骸，兴愁赋诗，以至公务多废，不久去职。元和年(806年)初，诗人随河南尹郑余庆为水路转运从事，《洛桥晚望》约略作于是年。

孟郊先是屡试不第，后来仕途艰辛，不知颠沛潦倒之中，有多少次梦回嵩山。这次虽幸得郑余庆所荐，但其贫寒凄惶的境况并未稍改，于是一个月明之夜，在东都洛阳天津桥消闲。天气严寒，河水封冻，道路上连一个行人也没有，附近几棵枝柯枯干的榆柳还掩映着一座曾经繁华而今萧条的楼阁，心情一时真是难以名状的落寞。但性情孤绝的孟郊还是从眼前的景象中振作起来，借着晓月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嵩山，借助冷峻的嵩山雪，一抒自己志存高远的情怀。

“月明直见嵩山雪”句，虽是化用谢灵运诗《岁暮》篇“明月照积雪”句，但有初结之“冰”、绝人之“陌”、萧疏之“榆柳”、闲静之“楼阁”做铺垫，由近到远，视线逐步开阔，于结尾处以遒劲笔力，以“直见”二字震人心魄，写出一轮明月与嵩顶白雪相互辉映的奇崛景象，给人压抑之后的快意，一壮悒郁者之心胸，使一首《洛桥晚望》通篇读来幽寂森冷，峭拔壮阔，成为千古绝唱。

嵩山主体由太、少二室组成，古人说少室山如凤舞，因其山势攒拥峭拔，峰岭秀丽;说太室山如卧龙，因其三十六峰浑然一壁，跌宕绵亘。太室虽然没有少室奇险，但其山姿环抱如一把交椅，巍峨混莽，格局如同一壁敞阔胸怀，沉雄如同安放中州的一座定鼎，西周时即被奉为“天室”。明代李东阳《京都十景诗》序曰：“盖古之称名都者有三：若长安之河华(黄河与华山)，东京之嵩洛(嵩山与洛水)，金陵之钟山，皆有所据以为胜。”由于嵩山是九朝古都洛阳通向东南平原的咽喉，又处在洛阳与北宋京都汴梁之间的黄金分割点上，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到京都求取功名，免不了乘兴游览中岳，一旦科举或宦海失意，就近的嵩山又会立即成为其精神寄托。当时正在忧思中的孟郊借着明月的辉映，从洛阳把目光投向了嵩山之巅的冰雪，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有唐一代，还有李白、李泌、储光羲、李渤、武攸绪、卢鸿等人隐居嵩山。虽“山之高者为嵩”，但由于文人墨客的垂青，久而久之，“汴洛两京、畿内名山”嵩山实际成了一块文化洼地，见性的佛教、保命的道教、明伦的儒教都不约而同地在此汇纳积聚，兼容并蓄，最终沉淀成厚重的嵩山文化，以至于冷峻的嵩山雪竟也能担负起两项重大的文化使命。

异曲同工的两个“立雪”佳话

嵩山第一场著名的大雪飘落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释迦牟尼佛第28代弟子达摩祖师因看到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于是渡海而来，寓止嵩山少林寺，在少室山五乳峰天然石洞一面壁就是九年。洛阳之士姬光仰慕大师风范，前往少林求法。当时他已是可以游心《易经》、老庄道学，而且经过严格的心性修养锻炼，曾经在香山静坐了八年并自改法名神光的高僧。然而，达摩却一直不加教诲，直到一天夜里天降鹅毛大雪。是夜，达摩彻夜坐禅，神光便彻夜侍立大师身旁，直到天明，地下积雪已经过膝，可是他侍立愈加恭敬。达摩这才赐神光法名慧可，点化其入道法门。在慧可等几代禅宗祖师努力下，流传中国的以主张讲经说法、布施修福的小乘佛教，逐渐被主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取代。

第二场著名的大雪飘落在北宋。欲以心性理论重建儒家道统的程颐选择嵩阳书院弘扬圣王之学，天下儒生纷至沓来聆听大师教导，其中包括已四十多岁，且都是进士及第的杨时、游酢。一天中午，杨、游二人侍立程颐身旁，老师只管瞑目而坐，似乎忘记了两位高足的存在。两名弟子见老师自顾闭目养神，既不愿打搅，又不忍不告而退，就一直这样静静地侍立。天下着大雪，且越下越大，直到“门外之雪深一尺”，程颐才“醒”来，却只轻巧地说了声：“贤辈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程门立雪”之后，程颐进一步认定孺子可教，把杨、游二人培养成了新儒学的最重要传承者。杨时后来传道朱熹，使新儒家逐渐走向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

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用无声的大雪来考验和历练弟子的修为与悟性，也许是因为，在大雪营造的宁静氛围中，才能听到弟子们真正的心声吧。雪落无声，但人心的声音却会在此时被放大。大师要在此时听到弟子真正的心声，弟子也正好以白雪明志，用心声去叩响大师的心扉。经过一个夜晚，一个下午的立雪，大师和弟子的心弦从此产生了共鸣，传道和求法、求知之间从此形成了一种默契和通透，从此，大师的一声棒喝也会变成传道，弟子从大师若无其事起身而去的背影上也能悟道。同时，大雪对人也是一种精神洗礼，心灵会变得像茫茫雪原一样寥廓而纯净。正像一首诗中说的那样，洁白的雪野上，春天正好描绘最美丽的画图。在慧可、杨时雪原一样的心田中，中国的佛教和儒家正可抒写崭新的篇章。

其实，有一场大雪，和大雪中心与心的沟通就够了，后人却非要把神光求法的故事演绎成“断臂求法”，用燥热而灼目的鲜血，染红那宁静而洁净的白雪。而杨、游立雪程门，艺术家为教育孩子而创作的《程门立雪图》，也多是让二人在风雪中静候，学者则多以为侍立之处，或在屋檐，或在室内，不会沐雪庭中。两个故事也许是想向后人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吧。然而，大师们的心灵绝非金石或者锈锁，相反，是被白雪擦亮的精巧而睿智的钥匙，而这钥匙所要开启或启迪的，正是我们凡夫俗子们金石或锈锁一样的心智。达摩只叫慧可“将心来吾为汝安”，他便在“觅心了不可得”的领会下立即悟道而成为禅宗二祖。程颐也是用看似漠然的态度就让弟子明白了修养“静敬”功夫的重要，并生动地给弟子上了一堂道统课，成就了杨时、游酢“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

滥觞嵩山、浩然奔涌的禅宗与理学

以故事发生年代论，神光立雪在前，程门立雪在后;以所载文献论，神光立雪见诸《景德传灯录》，在北宋真宗景德年间 (1004～1007)成书,程门立雪见诸二程表弟兼弟子候仲良遗著《二程语录·侯子雅言》，和元人的《宋史·杨时传》。因此有人怀疑程门立雪是效法神光立雪的一场秀，但通观有关程门立雪记述，自然而然，既无刻意立身风雪，又不过因老师“瞑坐”弟子不忍打扰。笔者认为，正是古人严于治学，嵩山脚下才有了异曲同工的立雪故事，殊途同归的立雪之人。但达摩、程颐两位大师是严师确是真的。当年，达摩在建业(南京)和神光会见，神光傲气十足，极不谦虚，于是一再探试其求法的诚意和决心，直至最后让其立雪铭志;程伊川据说为人狷介，连苏东坡也惮于与其交往，杨时、游酢虽当时都过不惑之年，登进士第，但"瞑坐"其实是理学家修身养性、悟道明理非常讲究的静坐静思，老师或正在冥想以求某种思想突破，杨、游二人于是肃然侍立，也是惮于师道尊严吧。

《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神光立雪之后，慧可传法僧璨，僧璨传法道信，道信传法弘忍，弘忍传法慧能，尤其慧能得达摩禅法立意，以“顿悟”之说确立禅宗理论体系，使菩提达摩的大乘禅法在华夏大地广为流传，中国佛教“禅宗独盛”。滥觞于嵩山的禅宗思想，渗透于中国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门立雪之后，不负老师厚望，“洛学”随杨时南传，先传罗从彦，再传李侗，后随李侗入闽，入闽后其地人才辈出，终由四传弟子朱熹集道学之大成阐发为“闽学”，进一步发展完善为“程朱理学”体系。“程朱理学”再发展而为“宋明理学”，以"天理"说和"格物致知"论为核心，继承孔孟正宗，致用于国家，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嵩山历经四十亿年的沧海桑田，形成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五世同堂”的地质地貌，以时间年轮的层级与密度，为自己赢得满满的盛誉。皑皑白雪覆盖之下，嵩山如同一个不苟言笑的皓首苍颜老者，在这位老者面前，5000岁的将军柏、4000岁的古阳城、2000岁的汉三阙、1500岁的嵩岳寺塔，900岁的观星台等等古迹，就像是垂首肃立、静敬围聚的后生晚辈。而在如此苍古肃穆的氛围中，真希望象古人一样，不但能在飘飘瑞雪中安放下一颗浮躁之心，也能得大师教诲开我“顿悟”此生的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