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过年

伴着飘飞的雪花，我们又跨入了腊月的门槛。过年的气氛从此渐渐地浓起来了。尽管如今城市里的许多人开始极力推崇西方的“圣诞节”，却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能拒绝“春节”，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民俗文化遗产，甚至还可以说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

历朝历代贫富不一的人们都把“过年”看成是一年之中最隆重、最神圣、最不可或缺的大事。就连当初被财主逼迫在外躲债的杨白劳，也在年关将至之时，用仅剩的几枚铜板称了二斤面，扯上二尺红头绳，冒着生命危险赶回家来与女儿喜儿一起过年。由此可见，“年”就象一道“符咒”，深植于国人心中。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渐增的我却没了儿时盼年的急切。相反，对过年倒生出颇多的畏惧。与同事朋友闲侃时，竟然吃惊地发现：“惧年情结”并非我一人独享。儿时曾经的热盼为何变成了如今的畏惧？成年的我们缘何害怕过年？细想下来，主要原因大致如下。

一怕吃。进入腊月门，陈旧的冰箱就显得极不“称职”。单位的福利，亲朋的馈赠，再加上过年的气氛的驱使，似乎穷人都敢“挥金如土”。于是，人们在人头躜动的商场里将一张张钞票换回了各式美味佳肴。而要对付这些林林总总、荤荤素素的食物，主妇主夫们只得纷纷操刀掂勺，亮出十八般武艺，好似个个都赛“特级厨师”，在“劳其筋骨”的同时也锻炼了厨艺，一进腊月里“锅碗瓢盆交响曲”就开始高奏不息。而一旦进入正月，“海吃海喝”则取代了腊月里的“苦干加巧干”。走亲访友的首要任务也似乎成了向肠胃里输送填塞大量的“动物脂肪和蛋白质”，当然还缺少不了可怕的“烈性酒精”。于是乎，腊月里身体的辛劳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演变成正月里肠胃肝胆的沉重负担。

二怕穿。新衣服似乎是过年时不可缺少的“道具”，它代表着主妇们的眼光，同时也体现着家道的富足。尤其是在我现今生活的孔孟文化发源地的齐鲁大地上，这一民俗保留得尤为完整。于是乎，善于精打细算的主妇们还未到腊月就开始对各个大小商场、各种类型的服装专卖店进行“梳篦式”的大搜索，期望不漏掉任何一个物美价廉的“目标”。过年的新衣既要符合年关的喜庆气氛，又时尚，不能显露出点滴的“乡土气息”，当然还要有合适的价位——这与主妇们钱包的“充盈度”有直接关系。而如此的高标准、严要求真真愁煞了担当“家庭财政部长兼后勤部长”的主妇们。不过也不要以为购衣者艰辛而穿衣人就舒服自在了：孩子们要经常被呵斥以免弄脏新衣；男士们套在礼服里也凭添了几分拘谨，全然没有了往日休闲装束的洒脱。

三怕玩。时代在进步，一切都在发展，但过年的娱乐方式似乎却在不断地退化。如今我们没有了祖先们“闹社火”那激越的喧嚣场面；也没有了乡村里草台班子唱大戏的热闹景象。我们失去了秧歌、旱船、踩高跷、耍龙灯，甚至为了环保和安全的原因，有些城市还失去了燃放烟花鞭炮的乐趣。现代城市里人们的春节娱乐形式就只剩下了看电视、喝酒、搓麻、打扑克了。尽管电视里春节文艺晚会年年都是“老三篇”——歌曲、曲艺加小品，并且遭到了方方面面的批评，但每年除夕仍有几亿双眼睛别无选择地在屏幕前留连；尽管“搬砖头”、“砌长城”搬得人腰酸背痛，却仍吸引众多“劳动者”昼夜鏖战，乐此不疲。

最怕行。曾经因为春节要赶回去陪父母过年，在火车上遭遇的拥挤是一辈子无法忘怀的记忆。买票难，坐车难，总之就是行路难。如今条件有所改观，可以自己开车回去了，但遥远的路程想起来还是令人发憷。而对于那些条件仍处于我们工作之初的年轻人来说，这种难还要持续很多年。

当然，害怕过年不仅仅只有以上这几个原因。我们害怕团圆的节日不得团圆时的寂寞孤单，但同时也害怕为求团圆而不得不承受的一年更甚一年的“行路难”；害怕为遵循“礼多人不怪”的古训而不得不四处拜年，更害怕一时疏忽而有所遗漏时的误会；害怕年关一过徒增一岁后，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心态也会随之更加的疲惫……

总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真的越来越畏惧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