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观望鲁城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而作为圣人，他将永生。他生于曲阜，死于曲阜，虽然祖上来自邻近的商丘，但孔子本人算是道道地地的曲阜人。当然，那时节，曲阜还不叫曲阜，它贵为鲁国的都城，也是上古“五帝”之首少昊的出生地，它的人文故事宝库里光芒四射，但毫无疑问，孔子是其中最亮眼的招牌，是他为曲阜留下了最大的精神财产。也从此，他的居所，他的祭庙，他的坟地，都将以一种举世罕见的方式影响曲阜这个城市的格局、历史和气质。
两千多年的时光具体而微，流淌成分毫不缺的日日夜夜，也仿佛孔子本人感慨过的大河一条“逝者如斯夫”。其间尽管历经改朝换代、兵火战乱，也有雷击火毁，但在历朝历代的帝王意志和国家力量倾注下，“孔庙”“孔府”“孔林”，带着强烈的符号色彩和象征意义，显赫地成形为曲阜的人文核心和历史轴线。
世上也许再没有一个庙能比得上孔庙了，它是如此巨大的歌功颂德之器。世上也再没有一座贵族府邸能如孔府那样，荫庇一个思想家的子子孙孙，无论当时的统治者来自何方。世上应该也没有别的家族墓地，可以超越孔林的规模和历史。乃至，世上也再没有另外的一座城市，如曲阜一样，不以宗教之功，却可尊享“圣城”之名。
而在这些传奇与建筑之外，曲阜“圣人”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肉植于曾经存在过的那些恢弘帝国的肌体里，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亿万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的基因与原脉。
坛亭殿：
一座明代风格的重檐方亭，黄瓦朱柱，十字结脊，伫立在曲阜孔庙主殿大成殿前，亭内彩绘金龙，庄肃华丽，匾额“杏坛”二字，出自清帝乾隆之手。这个亭子，始出自金代，是孔庙实际的中心。这曲阜孔庙，正是天下孔庙的始祖。
两千多年前，这里据说是孔子讲学用的“坛”。坛者，用土或者石头堆成的小高台，孔子坐在那时还是露天的杏坛之上，弟子则围绕于旁，读书授课，弦歌鼓琴。这般切磋和美的景象，一度是孔门教育的典型场景。“杏坛”一词也因此成为孔子教育圣辉的象征。
光有象征是不够的，人们顶礼膜拜时更需要实物。关于杏坛的传说年月久远，风雨日晒不会刻意为人们保留一处大地上的土质凸起。甚至在宋代以前，占据此处的还是那时的大成殿，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时，方将旧殿后移，“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
杏坛，由土堆而成台，由台而有亭，规格高企，配合其后方的大殿、大殿周遭的庑殿、威严的大门，碑殿亭阁，一层层、一进进铺展而开，好似礼制的铺排和提升。
事实上，从鲁哀公为孔子设庙开始，到汉桓帝时提升为国庙，从汉高祖刘邦首开帝王亲祭之风，到清乾隆皇帝八次跪祭孔子，从东魏皇帝为孔子首次塑像，到明朝皇帝耗银十五万两的大修，风起云涌的改朝换代和雷电火灾改变过孔庙的物质形貌，不曾有封建政权放弃这位圣人的思想和智慧。它的规划和区域也越来越大，清坊里面是明墙，明墙里围的是宋门……
“孔子”也迈下了杏坛，进入了大成殿，高居中座，头戴十二旒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已是一副王者像。两侧庑廊里配祭的儒家先贤，也组成人间官僚那样的体系，如有品级和爵位。儒者规定了国制，自己也“不假辞让”，欣然就位。
“鲁城遗迹已成空，点瑟回琴想象中。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孔子时代的杏树，已经了然无存。树木可以再植，场景不复重现。而帝王真正在意的又怎么会是一处课堂？也许唯一见证过那段历史真实的，只是坛旁那株被称为“先师手植桧”的桧柏罢了。
宅衙城：
孔子死后，他的后代便依孔庙而居，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来自政权的恩惠绵泽孔家后裔，历代对孔家的眷顾，优待有加，他们的住宅也日益扩展，今日所见的孔府，在曲阜城中心，占地超过两百亩，各类建筑近五百间。楼堂厅轩，层进错落，可谓栉次鳞比，长廊曲径，针穿线引，堪称扑朔迷离。
在宋仁宗时，孔家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第一个获得了“衍圣公”的封号，宋徽宗又赐这一封号可世袭，之后金、元、明、清代代沿袭，不曾更改，直传到20世纪的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共延续三十一代，历时近千年，显赫尊荣，世上难有别家可比。到明代时，衍圣公还高居一品文官之首。当然身为衍圣公，他的主要职责是奉祀孔子、护卫林庙，以及管理孔氏族人以及先贤先儒的后裔——孔府因此即是衙署，也是私邸。前堂后寝，衙宅合一，其形制布置，各个细节，也“理所当然”地符合儒家的正统教义，大堂二堂三堂，仪门六厅贪壁，各有功能和映照，诚然就是一个封建礼制的物化模型。
在高级别封号的背后，是从土地到钱财的巨量封赏和供养。孔子一生可能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他的嫡系后代却锦衣玉食。孔府不差钱，即使到清王朝的末期，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还能进行耗银八万余两的大规模重建。民国期间，孔子嫡裔仍受优待和荣典，1936年孔德成大婚，孔府又获整修。
孔家一脉突破了中国古代多数贵族世家传家不过五代的命运，也规避了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和皇权至上带来的风险，在世界上堪称孤例。曲阜孔府俨然是世界第一贵族府邸。
今日曲阜的街市上，随处可以见和这位圣人有关的踪迹，从饭店到旅行社，从公交车到扑克牌，从他的形象格言，到他的生平历史，乃至传说和逸事。据说现在城内人口，孔姓人已占到五分之一，而千年孔家开枝散叶，族人早已遍布全国乃至全球，曲阜就是这根系的源头，而曲阜孔府是根系之上那参天大树的主干。
孔家对曲阜的重要性，反映在城市地理上的决定性之举，便来自16世纪明朝中叶：决策者们干脆放弃了本在孔庙孔府东边的一整个旧城，围绕前者新建出了一个曲阜，奠定了延续至今的城市格局。
孔子荫庇了他的子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荫庇了这座城市。
坟碑林：
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葬于北泗水之上，“墓而不坟”，也就是说当时并无高耸的封土。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位于曲阜城北不过数里地的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园，孔林，已经容纳下了四万余棵树木，埋下了不下十万余的孔家族人，各类石雕碑刻留存超过
四千处。 显然并不是生命延续了它，是权力和文化共同造就了它。和孔庙孔府一样，孔林的登峰造极，也拜历代优崇所赐。活着的人荣誉等身，死去的人也要风光无限。帝王前来祭拜，名士前来题文，在比单体生命要漫长得多的岁月里，墓葬的规格不断提升，一代又一代的人死去，一代又一代的人种下树木，立起碑碣，建牌坊，造石仪。树成林，碑也成林，“自然”和“人文”都在以体量取胜。
孔林的中心，孔子墓前“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体的下部，却被一段矮砖墙“巧妙”挡住，以免前来谒陵的帝王目视那个“王”字。生死的确凿与名利的虚妄，在墓地里也许看得最清——便连“圣人”也不例外——偏偏在最不需要名利的地方，看到了名利的虚妄，在最确证生死两隔的地方，看到了死与生的交集。
为老师庐墓六年的子贡，或许期许过他种下的树木日后会参天耸立，应不会想到这片林子日后会密集地葬下这么多“与有荣焉”的肉体，更不会想到今日带领游人游览的电瓶车上，传出的是对一个家族权势的羡慕而不是对德行传承的敬服。
现代诗人臧克家游孔林后写，“当我将出孔林的大门回望的时候，在这个阴森的世界里，于漆黑的夜间，无数鬼魂破土而出，来个大联欢，唱着，跳着，各人来一段生命史的自白，那样一个场面，该多富于荒诞奇趣而又不乏意义的呵。”诗人的天马行空看似失序，却正是这片林子最缺少的。
时代太久远，那些先哲们手植的树木苍虬枯劲，那些朝代里雕琢的石碑漫漶不清，那些坛亭楼阁上出现过的人，被绘入《孔子圣迹图》里的场景，仿佛永不再现，又时时提醒，它们和现实存在的割裂和联系。
时光倒流回遥远的两千四百九十三年前。那一年，伟大的圣人孔子要死了。他拄杖西望，道出了关于自己，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最后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