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上了高考，得感谢我的母亲，我的姐姐

我赶上了高考，得感谢我的母亲，我的姐姐。

我是1964年在贵阳市出生的。与其他同龄人一样，我的读书时代很有点特别：1976年小学毕业，中国“十年动乱”时代结束;1979年初中毕业，国家的“拨乱反正”时期结束。而因为当时受文革后已是十分恶劣的几乎面临崩溃的经济形势的影响，工作很不好找，一般人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只能按当时的政策“顶替”退休的父亲或母亲进父母所在单位工作。在一家工厂工作的父母就让已经在一所高中“重点班”上学的儿子也就是我，去读了一家工厂办的“技工学校”，这样就可以很轻易地解决我的工作问题了，也即是说，我只读了个把月的高中。

很显然，从小到大，我没有在学校学到过多少文化知识。

我当了工人!这对从小喜欢读书的我来说，肯定是不甘心的。而且那个时候，比我小两岁的弟弟赶上了好时代，先考进了一家市重点中学，1984年高中毕业后又考入了河北煤炭建筑工程学院，这使我更不甘心。我一定也要读大学!好在当时国家的高考政策允许社会青年参加高考，于是，我就开始每天一边上班一边在下班时间自学高中课程，费心劳力，终于在1985年与全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同参加了高考，并幸运的考上了大学。只是由于我不像应届毕业生那样经过系统的学习，说不定他们还做了不少高考模拟题，所以，我就没有考得高分，也就进不了我梦寐以求的第一自愿北京大学，最后考进了贵州大学中文系。

与如今的社会大环境不同，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工人家庭能考上两个大学生，绝对的难得!为此，我母亲还获得了一张当地居委会(现在早已改叫社区)的奖状：模范家长!

我和我弟弟之所以能考入大学，是因为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学习的榜样：比我大五岁的好姐姐。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要像姐姐一样用功》。

在“十年动乱”中，有一个现在想来十分荒唐的说法：知识越多越反动，很自然的，小小读书郎们只是在学校混日子。当然也有例外，我的姐姐就是其中之一。

从上小学开始，姐姐的学习成绩就一直很好，母亲经常以姐姐为例对我和我弟弟说：“只要像你姐姐一样用功，你的成绩就会好。”

姐姐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的。也就是说，在姐姐上学读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一点地位都没有，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读书学习更是一件不重要甚至要不得的事。虽然当时也有大学，但那时上大学都是由各个单位推荐而不是通过考试录取新生。而“推荐”之中，肯定会有各种各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记得，在整个工厂家属区，那些年只有一个年青人被推荐上大学的，就因为他的父亲是厂长。1973年是文革10年中唯一的一次高考，考生也是要推荐的，还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但我们的母亲毕竟是读过中学的，知道文化知识对于孩子未来工作、生活的重要性，从小就要求自己的三个孩子好好读书。这个时候，姐姐的带头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由于姐姐学习认真、努力，在小学、中学，她的成绩都在年级的前几名，而且，她还在课余时间学习外语。在文革末期及随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那时社会上还没有什么补习班，姐姐却只靠一台很小的那种便于携带的收音机自学日语，每天一到电台有日语学习节目的时候，姐姐就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天一早就起床朗读日语，就这样坚持了好多年，使她的日语特别是日语的口语学得十分好，甚至可以熟练地与日本专家用日语交流。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姐姐就考进了贵州省交通学校。

姐姐为何成绩那么好却只考上个中专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按那个时候的政策，被“文革”耽误了的历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高考，据网上一篇文章引用的数字，参加高考的有12届高中毕业生，考生有570万，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普通高考，而那时的高校经过十年的“大革文化命”，本来就少得可怜，录取人数十分有限，只区区27万人，所以竞争就很激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姐姐没有“上山下乡”。按当时的规定，高中毕业后，高中毕业生都得响应祖国的号召，下乡当知青。姐姐却办了张“免下证”。而当时的高考录取条件规定，上山下乡的知青参加高考是可以加分的。姐姐有一个同学加好友，高考成绩还没有姐姐的高，可就是因为她下乡了，得到了加分，因此而入读四川外国语学院。因为上述两个原因，姐姐也就没有考入大学，只能读中专。但是，姐姐仍然是我和我弟弟的学习榜样。

列宁曾经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有姐姐的带头作用，我和我弟弟从进入小学读书开始，就十分用功。可以说，没有姐姐这个中专生，就没有我和我弟弟两个大学生。

记得当时我提出想参加高考时，姐姐就很支持我的决定，我的母亲也十分赞同：“只要你能考得上，我和你姐姐一定会克服困难供你和你弟弟读书。”

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确实很差。我的父亲已于1983年因病过世，母亲也病退了，姐姐才从中专毕业刚刚上班。我如果读大学的话，家里还会少了一份我的工资收入，更不用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大学，但我的母亲仍然同意了我的决定!

我拿到贵州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母亲就与我的姐姐商定，一个人供一个大学生。

因为想多找点钱供我与我弟弟读大学，我姐姐在工厂工作之余，还要帮别人裁剪衣服、织毛衣等等来增加收入，并因此而贫血，而我病弱的母亲则不得不去广东东莞打工找钱。

我能参加高考，首先当然得感谢国家在改革开放中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但更要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好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