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情（随笔）

又到了红薯成熟的季节。

城市的红薯是流浪的。曾经救过多少人的命，然而还是有人却淡忘了它。

那沉封的记忆中的特有的香气从远处飘来。在旮旯里、铁道边、菜市场的边缘，摆着废旧的铁皮桶，铁皮桶里用耐火砖填充，底下用煤或者焦炭烧热，把红薯放进去烘烤成熟，焦黄的冒着热气，用火钳子从里面钳出来放在秤上称一下，“一块钱”“九角钱”买卖不需再用语言交流，已经默契了，放在塑料袋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拿了走人。然而大多数吃烤红薯的人都是秤好后交了钱，就着热烘烘的油桶剥开焦黄的红薯皮就啃上一口，脸上溢满灿烂的微笑。做烤红薯生意的大多数是城市边缘人没有办证的小贩，吃烤红薯的也大多数是打工者，或象我一样机关小职员口袋里钱币不多的人。

我们老家在水圩区没有种红薯，记得小时候母亲用一斤米到丘陵地区去换五斤红薯，我们弟兄几个还舍不得吃。星期天我们不上学，就扛着锄头步行四五里到丘陵上去掏红薯，那时粮食紧张，红薯也是粮食，丘陵地区的农民把山地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们在地里掏的都是红薯的细细的根根，一个下午也只能掏个三五斤，掏回来后就央求母亲煮给我们吃。1969年家乡发大水，国家供应就是每人每天八两粮食，其中四两米四两红薯干，是淮北地区支援过来的。初吃的时候还好，时间一长，小孩子见了红薯干就哭。改革开放后，粮食供应充足了，可我对于红薯还是情有独钟，见到街头巷尾的烤红薯有时买上一两根尝尝，闻一闻那特有的香气，重温儿时那份沉甸甸且又辛酸的记忆。

家居城乡结合部，退休后休着没有多少事，深秋一个艳阳朗照的下午，我扛着锄头到近郊的农村掏红薯去。黄灿灿的原野上，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地里的红薯不象我们小时候农民那样收拾得干净。稀疏的或是长不高的的红薯农民懒得挖了，我一个下午就掏了个十来斤。心里高兴，拎着满满一塑料袋掏的红薯竟哼着小曲儿回家了。邻居见了开玩笑地说，你何必费这个劲，市场上一斤红薯不就二三元钱么?还个捡个踢的。我说，这个你就不懂了，就象喜欢钓鱼的一样，不在乎鱼钓的多少，而在乎钓鱼的过程啊。

邻居笑道：那是，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