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思念日记

毛永健(金沙):不能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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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纪念

毛永健(金沙):不能忘却的纪念

作者:毛永健

刘羡涛兄走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纷扰的世界。

之后,朋友李欣在自己的空间里写了一篇记惦性的文字,题目叫做“永远的羡涛”。李欣回忆了与羡涛兄交往之林林种种,其间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有我的参与。不过说实话,李欣记叙羡涛兄的那些年那些事,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地域广度,与我和羡涛兄的交往,都没办法相提并论。于是我亦觉得,该为羡涛兄写一些文字。为了一个了结,更为了永久的纪念。

羡涛兄离开的消息,是其儿子华炼告诉我的。

华炼在电话里说:“毛表叔,我爸走了。”

那时节,我依旧在贵阳朝九晚五地为生活折腾。按部就班的生活,让我成了一盘棋上的一枚棋子,不重要,但也不可或缺。接到华炼的电话,我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就愣愣地想,该去和羡涛兄告个别吧。然后又想,这次不去,以后就没有任何机会和可能了。于是第二天,我就回了金沙,回到了西洛那个叫做亮塘的所在。在那里,羡涛兄生活了五十余载,人生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那里,存积了我和羡涛兄二十一年的交情,见证了羡涛兄对我宽厚无私的扶持与关爱。仅凭这些,我是该为羡涛兄写一些文字了。

我记得二十一年前,二十岁的我已经从黔西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山岔学校任教了一年。那是一段懵懂与混沌的岁月,由于地方边远,由于眼界狭窄,由于不谙世事,我过着没有目的和方向的教书生活。后来的某一天,雨在下着,箭一般直插大地,很大,地上开满浑浊的花。时值暑假,我们一家人龟缩在屋檐底下漫不经心地打理烤烟事宜。这时,从密集的雨帘中猛然蹿出一位身着黑色衣裤的壮硕男子,个头不高,没打伞,浑身已经湿透了。他呵呵眯着眼地笑着,一边用手象征性地遮挡头上的雨一边往我家大门里跑。父亲也呵呵地笑着,赶紧去里屋找了一套干净的衣裤给他换上,妥帖之后,父亲才介绍说:“这是西洛马板塘小学的刘羡涛老师,我们是亲戚,叫刘表哥就行了。”我们就很无厘头眯着眼冲羡涛兄嘿嘿地笑,羡涛兄甩甩滴水的头发,也冲我们很无厘头地嘿嘿地笑。这样我们就算是相识了。

羡涛兄非常的健谈,但他不谈教育,专谈写作。羡涛兄的所谓写作,大多是关于新闻的。他把他去各地采访的轶闻趣事添油加醋地跟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特别是那些采访领导的话语,让见识短浅的我钦羡不已。我记得其间我还间断性地向他讨教了几个有关于新闻的问题,羡涛兄一一作答,好像很专业。

那天末了,我记得我家请羡涛兄吃了一顿面条,由于辣椒放得不少,羡涛兄吃得大汗淋漓。至于面条里藏没藏鸡蛋,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和羡涛兄的第二次见面,是和朋友晏志奇一起去的。

志奇家也住在原西洛乡,和羡涛兄家距离不远,也就是一刻钟的路程。我记得时间是在寒假里,那时节志奇家里已经杀了年猪,可以天天吃上猪肉,于是我就死皮赖脸地呆在志奇家里吃住了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志奇说:“我们看美女去。”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末了心里却颇为忐忑。我们去了原西洛乡信用社,隔着铁栅栏窗户玻璃,志奇指着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孩子让我看,可是我仅只晃了几眼,就败下阵来。就我那时的条件,想和那美女有丝毫的瓜葛,根本就是癞蛤蟆吃天鹅肉,没有任何的可能。当时我还颇有些自知之明。

志奇那时候还在安洛乡大贤学校教书,境况和我相当,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久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我们像无魂的躯壳一样百无聊赖地在乡政府周围游荡,反复游荡,直到腿脚都酸软了,志奇才说:“我们去羡涛哥哥家吧。”原来志奇和羡涛兄是熟识。

我们沿着草木葳蕤的河岸的方向,踩着田坎路去的羡涛兄家。

羡涛兄那时就住在那个名为亮塘的处所,一个圆形的大山包上。房子是那种带檐口的土墙瓦房,很大,但从墙面的漆黑程度,想见是有些岁月了。羡涛兄分家后一家三口住在右边的两间屋子里,外间客厅兼厨房,里间卧室兼书房。羡涛兄在家的,他倒茶之后就抱了一堆新旧不一的报刊扔给我们,然后就自顾自地做饭,切肉,洗菜,好像对家务很娴熟。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开始享用羡涛兄精心烹饪的腊肉火锅,味道妙极。至今回忆,依旧满口生津。

吃完晚饭,羡涛兄把我们叫进他的卧室里,三个人挤在他的床上翻阅他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羡涛兄发表的文章大多是新闻,偶尔也有游记散文和小评论。报刊几乎就是《今日金沙》、《金沙宣传》、《毕节报》及《贵阳晚报》,还有贵州广播电台、金沙广播站的用稿通知单及县广播电视局颁发的获奖证书。我和志奇刚工作不久,喜欢文字却发表甚少,于是肃然起敬,争相向他请教。羡涛兄也不谦虚,就东南西北子丑乙卯地给我们调侃起写作的技巧。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晚。由于屋子不够,我和志奇就睡在羡涛兄卧室的二楼上。透过瓦片的缝隙,乡间的月光轻盈地溜了下来,在我们的被子上像银白色般晃动。

后来,后来的后来,我就成了羡涛兄家里的常客,经常不请自去。羡涛兄也不嫌弃,依旧吃饭,聊天,读近期发表的作品。偶尔整两杯小酒后还到他家村子里来回走动,很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其间我离开山岔学校带薪到毕节读书、到贵阳进修。人生就像一个圆,总是从起点回到起点。我很幸运,读完本科后,就调动到金沙一职上课,然后是金沙二中、金沙二职、金沙一中。我不断地折腾自己也折腾别人,以求得条件的改善和所谓的进步。最终,我在金沙一中稳定下来,安心工作。

大抵是2008年5月,羡涛兄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儿子华炼在一中报名参加高考。这好像是我为羡涛兄做的唯一有点用处的事。此后的2012年,我偶然间考调到贵阳工作,某天接到羡涛兄的电话,说他儿子华炼已考试录用到金阳新区公安局,但是具体岗位没确定,要我找熟人打听一下。我在贵阳人事生疏,也无人可供打听,于是只得作罢,于是只得一再地向羡涛兄表达内心的歉意。

在我的记忆中,和羡涛兄唯一的游历与朋友李欣有关。

那时候李欣还是光杆子司令,一个人自在得紧,整天窝在家里读张爱玲并写张爱玲格调的散文,在县里独树一帜。有段时间,我莫名其妙地做了县作家协会的主席,主编着一本名为《鼓楼文艺》的刊物,于是发表了不少李欣的张爱玲式的散文,于是和李欣有了很多交集。某个周末,我骑着一辆破旧的新大洲摩托车,带着羡涛兄,风驰电掣地去了李欣家。

李欣家住在原平坝乡西洛河水库的尾巴上,风景煞好。我们去的时候,一路追随着狗的狂吠,令人颇为恐惧。而李欣家门口,同样站立着两条虎视眈眈的大狗。我和羡涛兄胆战心惊地伫立在院坝里,软弱地和两条狗对峙。那时节李欣刚好去地里拔黄豆回来,满头的杂草和汗水。看见我们,依旧是嘿嘿的笑,然后一声轻呵,两条狗就夹着尾巴溜了。

之后是进屋,吃饭,好像还喝了几杯盒装的瓶子酒。

夜里无事。李欣说:“去西洛河捞虾吧。”我和羡涛兄无异议。

夜里的西洛河颇不宁静,沿岸都有稀稀落落的灯光,像瞌睡人的眼,眨呀眨的。我们把准备好的捕虾工具放在岸边,然后由李欣投“毒”。李欣说:“虾子吃‘毒’之后,就会被‘毒’晕,并且漂浮到水面。”我和羡涛兄没事可做,就抱膝端坐在岸边,看着李欣忙乎。等李欣忙完之后,羡涛兄点燃了一炷香用以计算时间。

河边偶尔传来欢呼声,大约是有人有所收获了。不过瞬间就又归于沉寂,只有湿润的河风习习地吹拂,掠过脸上时凉凉的,让人清醒。

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大家就在岸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等待虾子被“毒”晕后飘上水面。一炷香烧完了,李欣用手电筒一照,水面上什么也没有。李欣说:“这个地方的虾子大约被‘毒’完了吧。换个地方再‘毒’。”

这次的地方选在一块岩壁底下,估计来此“毒”虾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充满希望。李欣又忙乎了很长时间才弄妥当,可是等一炷香再次尘埃落定,李欣手电筒照耀的地方,依旧没有我们希望的虾子。李欣说:“没法了。”

羡涛兄说:“都晚上三点一刻了,没法了就回去睡觉。”于是就都回去了。

我和羡涛兄的最后一次见面,大抵是在2014年上半年,于金沙中医院。我去看望病人,猛然间在住院部楼下碰到他。他说:“两个邻居打架住院了,我帮忙调解。”看他火烧眉毛的样子,闲聊几句后我就催促他说:“哥哥快去吧,我们找个时间再长聊。”哪里知道,这一离开,就是永别。

之后羡涛兄摔跤、住院、转院的事,都是听他儿子华炼说的。

很多次,我也曾想专门去重庆或者金沙看望他,可是对他的抱恙在身一直心存乐观,也就多了几分侥幸和纠结,以为后会终归有期,于是在所谓的俗事缠身中,我就一直呆在贵阳为生计忙活。没曾想,生命脆弱得令人猝不及防,瞬时之间,这人说没就没了。

接到华炼的报丧电话,那晚,我满脑子都是羡涛兄的音容笑貌。二十一年来的各种因果,电影般的在我的脑海里播放。于是决定,回金沙见羡涛兄最后一面。

我是和羡涛兄从前的同事朱敏一起回的金沙。

在灵堂里,我们看见的是羡涛兄的遗像。那应该是从前的羡涛兄,面容慈善,厚道,甚至有一丝的坚韧。因为处理丧事,屋里屋外人们熙来攘往,喧哗声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惟有羡涛兄独自躺在漆黑的棺材里,没有了纷扰。

我偶尔惴想,我们的生命其实不过就是上天放逐的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有幸飘零于这个苍茫空旷的人海,然后去爱,或者恨。但是最终,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得失成败、内心纠结都得消隐于这个曾经无比热爱的世界。就像羡涛兄,当他合上被病痛折磨得疲惫的双眼,静静地沉默于喧嚣且空无的尘世,于己、于家人,是伤痛,但也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了。

我又如是想,我们的生命的终结意义,其实除了活着本身而外,大抵是了却于无的,因为凡俗中的种种,最终都会被残酷的时间掩埋。平民百姓如此,帝王将相依然,谁也逃不脱生死的轮回。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代谢的选择,我们无能反抗,只能顺从。生命无常,就像茅屋的一扇窗,开启抑或关闭,活着抑或死亡,终归不能自由,倒不如来去自然,于心从容,于世坦然。

陶潜曾言:“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陶潜又言:“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既然如此不可选择,既然如此卑微渺小,那就随心取舍,听凭生命沉浮,去该去之所在。

我记得我在读了朋友李欣怀念羡涛兄的纪念文章“永远的羡涛”之后,我在评论处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也应该写一点纪念羡涛哥哥的文字,权作对过往那段铭心岁月的祭奠吧。”于是就随笔写下了这篇所谓的文章,用以悼念死者,也告慰生者。

文字存在的意义,就大抵只能如此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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