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梁争雄40年：后梁政治失算招致妥协失败
晋梁争雄是影响唐末五代政局演变的核心事件。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以李克用、李存颤父子为首的晋方，与以朱全忠、朱友贞父子为首的梁方，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势不两立的殊死较量，成为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争霸战争之一。
这场争霸战争错综复杂，头绪纷繁，发展过程一波三折，颇具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在旷日持久的晋梁之争中，最终晋胜梁败，原因固然纷繁复杂，诸如双方军事战略战术的得失，战略要地的争夺和军事时机的把握，双方统帅人物的个人素质和军事才能，高级将领之间的团结配合，双方用人得失，双方物质和军事力量的保障，地缘条件与地理环境的优劣得失，合纵连衡、争取与国的外交策略得失，等等。然而笔者认为，政治策略的博弈及其得失则是导致军事形势变化和双方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试对此予以探讨。
一、
在政治策略上，晋梁双方开始都打出尊王的旗号，极力利用唐室的余威，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一方面为自身的发展制造声势，另一方面尽可能营造宽松友好的外部政治环境。前期梁方挟其强大军力，以“勤王”之名，频频兴师，获得了较多的政治资本。但在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洛阳，并弑君篡代之后，梁就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晋方反而以复兴唐室为号召，以正统自居，赢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持。
先看梁方的情况。在晋梁之争前期，朱全忠处处以“尊王”、“勤王”为号召，招降伐叛，占据上风，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在晋梁之争前期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在平定黄巢余部秦宗权的过程中，朱全忠的宣武军始终是主力军，也得到朝廷的格外器重和恩荣，从中和四年(884年)九月起，朱全忠先后被封为沛郡侯、沛郡王，兼领淮南节度使，赐纪功碑、铁券，任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四面行营都统，他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可以征调周边徐、充、邪、许等诸镇兵力与其协同作战，得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经过长期相持，最终取得了这场军事斗争的胜利，直至龙纪元年(889年)平定秦宗权，献俘长安，进封“东平王”，从此为自己赢得了拥戴王室的巨大政治声望和政治优势;在随后进军河北、河中(治今山西永济县)、围困河东挺进关中之时，他也处处以尊王为号召，无不招降纳叛，所向披靡;在光化元年(901年)他又介入宫廷内部权力斗争，支持宰相崔撤诛杀宦官刘季述，第一次解救昭宗复辟，被册封为梁王;在天复三年(903年)他率军围困凤翔，诛杀宦官韩全诲，从李茂负手中第二次解救昭宗，护驾返回长安.被赐封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此时他的个人声望和政治优势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如果朱全忠能够就此功成身退，那么他的确不失为再造唐室、复兴社稷的第一功臣，但是朱全忠的胃口却不限于此，他还有更大的个人政治抱负和雄心，那就是开创朱氏王朝，称孤道寡，享受帝王之尊。
应该说.在帝王思想盛行的古代社会.这一愿望也不为过分。如果他能够效法曹操和司马懿故事.充分发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继续以尊王为号召，招降伐叛，平定四方，待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然后再取唐代之，政治效果可能要平稳的多。但是朱全忠未免操之过急，在军事斗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河东、淮南、凤翔、前蜀、幽州等强敌犹在.环伺四周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采取弑君等残酷手段，强行篡代，反而使自己背上了乱臣贼子、不仁不义的恶名，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在政治上迅速陷于不利境地。随后晋梁双方形势的优劣转化皆与此有一定关系。
在朱全忠篡唐自立以后，晋方更是以此为口实对梁方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丑化梁政权，争取政治盟友和民心晋方一直称朱梁为“篡逆”、“篡伪”、“伪朝”，始终不承认其年号，仍奉唐正朔。而且这种忠于唐室的态度和对唐朝的怀念之情在当时社会与民间颇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在朱全忠挟持并弑杀昭宗前后，也引起了内部的一系列不满和叛乱事件的发生。
譬如，一回极受朱全忠信任和重用的梁将丁会，闻昭宗被害，“三军搞素，流涕久之”，已经埋下了对朱全忠不满的种子:所以当后来晋军进攻潞州时，他愤朱全忠之弑君暴行，举潞州不战而降晋:丁会在向李克用哭诉其归降原因时称:“会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会虽受其举拔之恩.诚不忍其所为，故来归命耳”(《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十一)淄青节度使(治今山东青州)王师范在接到昭宗临危之际的“勤王”密诏后，也奉旨泣下，慷慨激昂曰:“吾辈为天子藩篱，君父有难.略无奋力者，皆强兵自卫，纵贼如此，使上失守宗桃，危而不持，是谁之过，吾今日成败以之！”遂致书李克用，遣使南下请援杨行密，起兵反梁;在朱全忠诛杀昭宗，预谋代唐自立之时，一也派使者前往晓谕已经归附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治今湖北襄樊)赵匡凝和荆南节度使(治今湖北荆州)赵匡明兄弟，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然而“匡凝对使者流涕答日:'受唐深恩，不敢妄有它志”'(《新五代史》卷四十一《赵匡凝传》)遂与诸镇联盟举义，誓讨朱梁。而淮南(治今扬州)杨行密、前蜀(治今成都)王建及其后继者，还有岐王(治今陕西凤翔)李茂贞等也始终不承认朱梁，要么自立为帝，要么仍奉唐正朔，与河东互为椅角，构成钳制朱梁之势。
因此朱全忠在弑君和篡代之后，不仅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优势，反而使自己在政治和道义上陷于失道寡助、四面受敌的不利境地，并为其政敌提供了匡复唐室、分庭抗礼的最大口实，从而把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
这种反对朱全忠禅代唐室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一般社情和民意之所向。所以在后来的民间戏剧和说唱文学等作品中、无不视朱全忠为乱臣贼子，篡唐奸雄，对其持一种全面贬斥否定的态度，而对以中兴唐室为号召、以大唐正统继承者自认的后唐，则抱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和褒扬态度，则是这种民间正统观念的反映。
在朱温狱杀昭宗，篡唐建梁之后，晋方始终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不采用它的纪年，而是一直奉唐正朔。不改昭宗天佑年号，并设供奉唐朝四帝的七庙之祭，直至923年正式建国号大唐，才改天佑二十年(自904年昭宗改元起算)为同光元年。由此可见，晋始终以唐室正统后裔自居，以匡扶和光复唐室为己任，而将朱梁贬斥为伪朝。直至925年后唐灭梁之后，李存歇还下诏“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毁其宗庙神主”(《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继的后晋、后汉、后周诸朝也一直贬斥后梁为伪朝，到了宋儒修史，为了论证宋王朝的合法性，才恢复朱梁王朝承唐启下的正统地位。然而直到清儒修《续唐书》仍将李克用父子的晋政权(907一923)和后唐(923一936)以及南唐(937一975)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正统王朝，而视宋之正统得自南唐，而非后周，实际上是把后唐与南唐视为唐宋之间的正统所在。这也是中国史家文人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的一种反映。
二、
细究李克用忠君思想的确立，也有一个复杂曲折的的过程和深厚的历史背景。李克用的先祖本为沙陀人，出自西突厥处月别部，原游牧于今新疆东部博格达山以北、巴里坤湖以东一带，自唐初以来就与唐廷发生了联系，多次遣使人贡，先后追随突厥、回绝、吐蕃等。自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内迁归唐之后，世居代北，为唐戍边，防御回鹊等侵扰。在宪宗时期，还先后参与讨伐成德(治今河北正定)王承宗叛乱，平定淮西(治今河南汝南)吴元济等割据势力，世代有功于唐室。至其父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获赐国姓，列入唐室宗籍，授官振武节度使(治今内蒙和林格尔)，可谓极尽恩荣。然而乾符三年(878年)却因李克用擅杀大同边将，引起朝廷讨伐，父子双双亡命阴山鞑靼，落得一个乱臣贼子的恶名，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中原多故，父子俩恐怕真要落得一个“终老沙堆”、湮没无闻的悲剧下场。这段渗痛的记忆和教训在涉世不深的青年李克用心中留下了极为深重的阴影。后来因为黄巢内乱方殷，李克用父子才获赦免，有了戴罪立功，东山再起的机会。李克用不负众望，入关讨伐，收复长安，立下首功，得以授土封疆，获得河东节度使的重任，开始在河东站稳脚跟。可以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盛衰荣辱，无不与唐朝王室息息相关。
前后两相对比，李克用对失而复得的荣誉和地位极为珍惜，他对唐朝王室也具有矛盾而复杂的双重心理，既感恩戴德，又充满畏惧。因此在波诡云橘的唐末政治舞台上，他的忠君行为既有一定思想基础，同时又对唐廷有所戒备。特别是在与朱全忠在上源驿交恶之后，李克用连续对朝廷上表诉冤，均未得到昏庸无能的唐禧宗的公正对待和处置。严酷的现实使他深切认识到，唐室权威已经今非昔比，不能再对朝廷抱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要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军事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利益。所以，在上源释事变之后，他东征西讨，四面出击，迅速对外扩张势力范围，增强自身实力，开始了与朱全忠的军事竞争。
然而在文德元年(888年)唐昭宗继位之后，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昭宗这位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试图重振皇权，讨伐强藩，杀一做百，而昧于政治权谋的李克用，却遭到亲近朱全忠的朝臣与政敌的政治暗算，被朝廷列为打击跋息“强藩”的目标，招致中央政府组织的联合讨伐:这次虽然李克用凭借强大军事实力，打退了唐朝几路军队的进剿，取得了军事的胜利，并恢复了被剥夺的官爵封号，但是也使李克用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使得他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与彰挺的关系，以免再次陷于政治上的被功此后在盖寓、李袭吉、张承业等身边谋士的精心策划下，李克用开始处处以尊王忠臣面目出现，在政治上与朱全忠竟争.才在在政治权谋的运用上逐步走向成熟。
后梁
李克用的尊王，起初固然也有与朱全忠抗衡的策略需要的一面，然而后来随着朱全忠的迁都拭君与篡唐自代的变本加厉，李克用在策略需要之外，的确也开始表现出比较自觉的忠君思想。同时李克用的这种变化也与昭宗的个人魅力及其对待藩镇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分不开的。......自大顺元年(890年)受宰相张溶等左右发动讨伐李克用失利之后.昭宗即吸取这次深刻教训，放弃了原来的军事削藩政策，改而采取以藩制藩的制衡政策。随后，他一直在晋梁这两个最强大藩镇的冲突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多次下诏协调晋梁之间的军事冲突。特别在晋梁之争前期，朱全忠在军事上逐步占据绝对优势，李克用渐渐走向下风的时刻，昭宗的这种调解政策，对缓解李克用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为晋赢得宝贵的喘息休整之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多次勤王行动中，昭宗也对李克用多所倚重，褒奖有加，以致在最危机的时刻，昭宗甚至一度欲前往河东避难(参看《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本纪》)，投靠李克用，充分表现出了他对李克用的信任。
鉴于以上这些背景，应该说在内心深处，李克用对昭宗是充满感激之情的。所以当天复四年(904年)四月朱全忠挟待昭宗迁都洛阳时，李克用奉诏泣下，仰天长叹:“乘舆不复西矣！”(《旧五代史·武皇纪下》)他已经隐约预感到凶多吉少;同年八月昭宗被拭的噩耗传到晋阳，李克用“南向痛哭，二军搞素”(《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在朱全忠篡唐自立为帝后，王建等致书李克用劝他各自称帝一方时，他更坚决表示其家“经事两朝，受恩三代，.....誓于此生，靡敢失节”(《旧五代史》卷二十六《武皇纪》下)，断然予以拒绝。应该说.李克用的忠君思想还是有长期的思想和感情基础的。
朱全忠之所以缺乏像曹操和司马彭那样的政治谋略，也是与朱全忠的个人出身及其个性、阅历等分不开的。朱全忠出身于宋州(治今河南商丘)杨山县午沟里的一个耕读之家，其父亲朱诚“平生读书，不登第”，以五经教授于乡里，为失意文人，在朱全忠童年时代即早逝，对朱全忠的成长影响不大。其母早年为生活所迫，挟其兄弟只人，佣工异乡，寄人篱下。卑贱屈辱的地位和生活，使得朱全忠潜意识之中滋长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渴望，并逐渐形成了他勇于冒险、无拘无束、不愿循规蹈矩的叛逆性格几故青少年时代的朱温，既不肯读书，也不愿力农，史称其“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本纪》一)。值唐末大乱之际，生逢其时的朱温，在乾符四年(8介年)与兄朱存毅然投入黄巢军队，从此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官至黄巢大齐政权的同州防御使，到中和二年(882年)倒戈降唐，又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直到兼并群雄，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藩镇。个人奋斗和发展的巨大成功，使他更相信事在人为。对唐朝并没有愚忠等传统思想的束缚和顾忌。相反，乡村流氓无产者的卑贱出身、闯荡江湖的冒险个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更使他在思想深处充满了对传统秩序的仇恨与蔑视，他的大杀宦官与朝臣，大杀门阀士族，大杀皇帝与皇室成员，无不是这种叛逆思想的过激反映。当年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啃叹，在千载之下的朱全忠这里再次得到了共鸣。天下从来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一旦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人人皆可得而有之。这是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题”，取大唐而自代的重要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