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情局是如何应对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艾伦•杜勒斯刚上任一个星期。几天后中情局感叹道：“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思维，我们没有可靠的内线消息。”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很不满意，怒道：“我们对苏联长期计划和意图的评估，都是根据不充分的证据所做的揣测。自从1946年以来，所谓的专家都在放言高论斯大林一死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国家该如何应对。现在他死了，各位不妨翻翻政府档案，找找看我们订了什么计划。我们没有计划，甚至不知道他的死会有什么影响。”
斯大林之死强化了美国对苏联意图的疑虑。对中情局而言，问题在于斯大林的后继者(不管是谁)是否会抢先发动战争。然而，该局对苏联的诸多猜想，不过是游乐宫哈哈镜里的映像罢了。斯大林从没有称霸世界的大计划，也没有支配世界的手段。在他死后接掌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一想到可能与美国发生全球战斗便浑身“发抖”和“颤栗”。赫鲁晓夫说：“他怕战争，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他不会做什么可能挑起与美国大战的事。”
苏联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日常生活的每一层面都附属于国家安全之下。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都对保护国家疆界有着病态般的执著。先是拿破仑从巴黎长驱直入，接着是希特勒从柏林攻来，斯大林唯一一以贯之的战后外交政策，就是把东欧变成巨大的人肉盾牌。他把全部精力用来暗算国内政敌的时候，苏联人民正大排长龙等着买一袋马铃薯。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国享有8年的和平与繁荣，但这样的和平是以节节攀升的军备竞赛、政治迫害和持久的战争经济等代价换来的。
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或颠覆美国制度的情况下对抗苏联。他担心冷战的代价会拖垮美国。若是依着军方将领的方法去做，准会耗光国库。于是他决定将战略设立在核武器和秘密战争这两大秘密武器的基础上。它们可要比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喷气战斗机组和航空母舰便宜多了。凭着充裕的核武器力量，美国就可以吓退苏联发动世界大战，或者万一战事发生，也可打个胜仗。凭着全球秘密行动，美国可以防止“赤祸”蔓延，或者像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的政策那样，压制俄罗斯人。
艾森豪威尔把国家命运押在核武器武力和谍报机关上，至于这两者该如何妥善运用的问题，在他执政初期的每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几乎都会谈到。国安会创设于1947年，最初目的是要管理在海外运用美国力量的相关事宜，杜鲁门执政时很少召开会议，艾森豪威尔则让它起死回生，像将军管理参谋人员般地经营它。艾伦•杜勒斯每星期从他那有点简陋的办公室走出来，坐上黑色轿车，行经破落的坦波拉里斯大楼--威斯纳和他手下秘密行动人员上班的地方，开进白宫大门。他坐在内阁会议厅椭圆形大桌旁，对面是他的国务卿老哥约翰•杜勒斯，还有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副总统尼克松以及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议通常都是以艾伦纵论全球热点地区局势作为开场白，接着话题便转入秘密战争策略。
莫斯科究竟有1枚还是1000枚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一直担心可能发生核武奇袭，中情局一直安抚不了他的心。1953年6月5日，艾伦•杜勒斯在国安会上告诉他，中情局无法“透过情报渠道给他任何苏联突击的预警”。几个月后，中情局提出大胆猜测，认为苏联在1969年之前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事实证明，这个估计与事实整整相差了12年。
1953年8月，苏联首次试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不是热核弹，可也差不多了。中情局毫不知情，遑论预警。6个星期之后，艾伦•杜勒斯向总统简报苏联试爆情况，艾森豪威尔拿不准是否该抢先对莫斯科发动全面核武器攻击。艾森豪威尔表示，看来“抉择时刻已到，我们很快就得面临是否立即全力攻击敌人的问题”，国安会备忘录如是记载。“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可怕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徒然对敌人的能力不寒而栗，这毫无意义”，尤其是在美国不知道莫斯科究竟是有1枚还是1000枚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全力维护一种生活方式，但这其中有很大的风险，亦即在维护这种生活方式时，我们赫然发现自己正诉诸危害这种生活方式的手段。总统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规划出对付苏联威胁的方法，且在必要时加以控制，避免让我们变成要塞国家。总统说，这是件两难的事。”
艾伦•杜勒斯提醒总统：“俄罗斯人很可能明天就对美国发动原子弹攻击。”艾森豪威尔的回答则是：“我认为这里没有谁会觉得，打赢一场反苏全球战争的代价高到我们无法负担。”但这种胜利的代价可能是让美国制度毁于一旦。总统指出，参联会告诉他：“即使结果会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应该有所作为。我们可以征服全世界……只要我们愿意实行希特勒的政体。”
艾森豪威尔原以为秘密行动可以处理这个两难问题，但东柏林的一场激战却显示，中情局没有能耐和共产主义正面交锋。1953年6月16、17日，近37万名东德人走上街头，数千名学生和工人暴力攻击压迫者，他们焚烧苏联和东德共产党大楼、捣毁汽车、试图阻止压扁他们精神的苏军坦克。暴动规模之大，中情局始料未及，也毫无办法拯救反抗人士。威斯纳原想要武装东柏林人，几经思量，还是踌躇不决。他旗下的解放军毫无用处。他在6月18日这天表示，中情局“此时不宜妄动，以免激起东德人进一步行动。”暴动后来被镇压下来。
隔了1周，艾森豪威尔下令中情局在东德和其他苏联卫星国家内，“训练及武装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突击或长期战争的地下组织”。命令还要中情局在沦陷国家内“鼓动铲除傀儡官员。”所谓铲除，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别无他意。然而，这项命令不过是无意义的表态罢了。总统已逐渐知悉中情局能耐有限。同年夏天，艾森豪威尔召集他在国安方面最信赖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凯南、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以及退役空军中将詹姆斯•杜立德(1942年率队轰炸东京的军官)等人在白宫日光浴厅开会，请他们重新拟定对抗苏联的国家战略。在“日光浴计划”方案的最后，透过秘密行动压制苏联的构想历时5载，寿终正寝。
总统开始试图改变中情局的运作方向，让中情局到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殖民帝国垮台的地方去打击敌人。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中情局在48个国家进行过170次大型秘密行动--美国间谍在对当地文化、语言或民族历史不甚了解的国家，执行政治、心理和准军事战。
艾森豪威尔在和杜勒斯兄弟私下聊天的时候，往往会作出秘密行动的初步决定。通常是艾伦向哥哥提出运作方案，再由福斯特在椭圆形办公室喝酒聊天时向总统开口。福斯特带着总统的批准和告诫，回头找艾伦：别让人逮着了。兄弟俩就在各自的办公室、电话中、周日游泳池畔，或是和同为国务院官员的妹妹伊莲娜对话中，敲定秘密行动的走向。福斯特坚信，美国必须竭尽所能，改变或消除不公开与美国结盟的政权，艾伦由衷附和。于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赞同下，两兄弟开始重绘世界地图。
无能的人掌握大权
艾伦•杜勒斯从上台伊始就广为结交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拉拢参众议员，讨好报纸专栏作家，全力打造中情局的公众形象。他发现，知名度远比审慎的沉默更加管用。
杜勒斯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全国顶尖周刊的老板保持密切联系。他拨通电话就可以更改突发新闻，把不满意的海外特派员调离岗位，或让《时代》杂志柏林分社主任与《新闻周刊》驻东京人员为其所用。对杜勒斯而言，向媒体提供新闻就是他的第二天性。当年，被多诺万管辖的战时宣传机关“战争新闻处”的退伍军人主导了美国大部分的新闻媒体。响应中情局电话的人则包括亨利•卢斯和他旗下的《时代》《生活》《财富》等周刊，以及《大观》c《星期六评论》和《读者文摘》等人气杂志的主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最有权力的主管等。杜勒斯所建立的公关与宣传机器，包含50多家新闻机构，10多家出版公司，还有阿克塞尔•斯普林格(西德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大亨)之流亲口保证全力支持。
杜勒斯希望外界他把当做专业谍报机关的高明大师，新闻界也尽职尽责地塑造这种形象。要知道中情局档案说的可是全然不同的故事。
杜勒斯与副手每日例会的备忘录中，把中情局刻画成一个从国际危机摇摇晃晃走向内部丑事连连的机关：酗酒浪荡、中饱私囊、集体辞职。中情局官员杀了英国同行，面临杀人罪审判，该怎么处理？瑞士工作站前站长为什么自杀？秘密行动没人才，怎么办？新任监察长柯克帕特里克成了中情局坏消息(人员、训练和表现不佳等等)的传信人，他提醒杜勒斯，中情局在朝鲜战争期间聘用的好几百名老练军官辞职，而且“极其明显的是，大多数人都是怀着对中情局极不友善的态度离开的”。
战争末期，有一拨中下级官员有感于总部低落的士气，于是申请并获准进行内部民调。他们访问了115名中情局人员后，写了一篇翔实的长篇报告，并在杜勒斯就任满1周年时完稿。他们提到“一个急速恶化的情况”：官员普遍感到灰心、迷惘和没有目标。聪明的爱国之士带着海外服务前景--“彻底的假象”--步入中情局，然后就被扔到没有出路的职位上，当个打字员或传信人。
几百名驻外人员回来后在总部闲晃了好几个月，想找点新任务却没有结果。他们报告说：人事怠惰对本局所造成的伤害，已呈等比级数而非等差级数升高。每流失1位因不满或灰心而离去的良才，很可能意味着中情局失去了再次聘请2～3位(具有相同教育、专业或社会背景的)好手的机会……这造成的伤害可能无法弥补。
中情局的年轻官员面对“太多身居要职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眼睁睁看着“惊人数额的金钱”浪费在失败的海外任务上。威斯纳手下的一位主事官写道，他所经管的业务“大多效率不彰且所费不菲。有些业务目标根本不合逻辑，更别说合法了。因此，为保护内外勤的工作与声望，总局的任务说得好听点就是粉饰业务预算，以及利用夸大的报表来制造正当化的借口”。他们的结论是：“中情局充斥着庸才，甚至更不堪的人。”
在这些年轻官员眼里，中情局是个自欺欺人的情报机关。他们笔下的中情局是无能的人掌握大权，而真正有能力的新人却被堆在走廊上当柴烧。
艾伦•杜勒斯压下他们的报告，依然故我。43年之后，1996年一份国会调查报告的结论说，中情局“持续面临重大的人事危机，迄今未见任何连贯的方法去处理……今天中情局合格的主事官仍然不足，全球各地仍有许多工作站编制悬缺”。
扮黑脸的人
艾森豪威尔想把中情局塑造成有效的总统权力工具。他设法透过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好好整顿中情局指挥结构。艾森豪威尔当选之后，史密斯将军原指望自己会获提名为参联会主席，怎料艾森豪威尔决定要他当国务次卿，令他错愕不已。在史密斯眼中，福斯特•杜勒斯是个爱说大话的人，因此说什么也不愿当他副手。但艾森豪威尔希望他，也需要他在自己和杜勒斯兄弟之间当个公正的中间人。
史密斯把气出在老邻居尼克松副总统头上。尼克松还记得，将军不时来访，“两杯黄汤下肚后就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也比较随便……记得有一晚我们喝了点威士忌，史密斯情绪一来便说道：‘我向你说件事……我只是艾森豪威尔的小打手……艾森豪威尔得有个人帮他做自己不想做的肮脏事，让他可以摆出好人的样子。’”
史密斯帮艾森豪威尔监督秘密行动，担任白宫和中情局机密业务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他是新成立的“行动协调会”的主力，负责执行总统和国安会的秘密命令，监督中情局依令执行，并亲自挑选驻外大使在执行这些任务上扮演核心角色。
在史密斯担任总统的秘密行动监督的19个月里，中情局只做了两项在中情局史上列为大成功的政变。解密的政变记录显示，成功是靠贿赂、胁迫和暴力，而不是依赖隐秘、窃密和诡计。尽管如此，他们却创造出中情局是民主军火库里的一颗银弹的传奇，使该局获得了杜勒斯梦寐已久的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