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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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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夕,记者赴京看望了建军八十周年时,在人民大会堂《剑之颂》首发式上结识的老红军、原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

信仰的力量

经原红四方面军一位老红军后代熊大姐的热心带路,我和原新华社记者、现《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郑方晴主任、北京国兴前瞻总经理张应国先生一行四人前去拜访将军。经和秘书警卫联系,得知将军上午刚参加完钓鱼台国宾馆的一项活动,下午五时,记者来到了经常回家路过的空军大院里,后面树木繁茂,绿草茵茵的一个大院里。九十多岁银须白发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并幽默风趣地说:“老乡见老乡,心里喜洋洋;老乡见老乡,革命斗志扬;老乡见老乡,来了有酒喝”。

当我把朔州书法家丰纪山同志草书:鹰击长空赠送给将军,并祝他长寿时,时,王将军连说“谢谢、谢谢”,并和我合影留念。当得知我们四人不是来自四川巴中革命老区,就是在四川有许多直系亲戚时。

王老向我们讲述他的革命传奇:参加红军,救民水火,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将军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他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曾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而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

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王定烈听得入神,就躺在母亲怀抱里甜甜地睡去,王定烈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母亲的眼窝里闪动着泪花,已经六岁的王定烈从母亲的眼晴里似乎感到了她内心的愁苦。

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因无经费办高小班,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

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川东党组织就领导着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农民协会也在秘密地组织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慢慢地传唱开来。

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来到王定烈的家乡。军阀田颂尧节节败退,盛传红军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11月初,红军“扩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方圆数10里的地方。15岁的王定烈在母亲的欢喜与忧虑中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漫漫之旅。

长征途中 重病缠身 是对党的信仰坚持走下来

1936年的7月,18岁的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不得不再次沿着头年走过的路线再过一次草地。

在草地上行走,就像走在充满水的海绵上,脚下不时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稍一失足,就有陷入泥潭的危险。大家每人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每走一步,都要先用棍子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下,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隔上一段距离,就插上一根小木棒作路标。红军就成了这么一条“长线”,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跋涉行进。

进入草地的第3天,面黄肌瘦的王定烈突然发起“羊毛疔”(急性胃炎),痛得他浑身大汗。他一面捂着肚子,一面前进。他知道,绝对不能掉队,否则就再也不能起来了。

草原上缺医少药,王定烈在痛苦中煎熬着。一天他突然想起在老家时母亲给哥哥治“羊毛疔”的土法子。于是他坐在草地上,从软帽上取下别着的针,想着母亲当时的办法,把胸口处的皮挑破,将一根线绳般粗的筋挑出来,咬牙使劲挤出紫黑色的血。虽然他痛得差一点晕了过去,但很神奇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

谁知祸不单行,王定烈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两夜,一直发着高烧,人事不省。团长郭锡山把王定烈绑在马背上的绳子割断了。他昏倒在荒野之上。这时,幸好团政委万汉江赶来,才把王定烈从荒野上救了回来

如果没有万汉江政委,也许……王定烈回忆说,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

浴血西域,身负重伤,是信仰和力量使他回到延安。

1936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目标是“打通河西走廊”,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此时王定烈的身体已经恢复,他也被编入红30军268团5连。

1937年3月14日的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268团右翼高地,向5连猛烈射击。连队官兵死伤大半。王定烈和其他剩下的战士还在顽强战斗。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右胸像挨了一拳,血从胸膛里淌出,打湿了胸前衣裳。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迸金星,昏倒在地。七八个马家军骑兵操着马刀冲上来,距他只有10多米了,刀尖仿佛能戳到鼻梁。战士们调过枪口,用仅剩的弹药向冲过来的敌骑射击,解救了王定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

“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

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旷野里几声狼嚎。王定烈苏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没有出来,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他只好爬,用上肢带动下肢,一步一步地朝山下爬去。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

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

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

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

“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  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过了一个多月,天气渐渐暖和。王定烈身上5处枪伤、1处刀伤,有4处伤口都化了脓,还生了蛆,伤口腐烂,身子稍稍动一下,就耳鸣眼花,头疼欲裂,身体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他多次昏迷,几次险些离开人世,生命的游丝却不绝如缕。

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老天也仿佛垂青英雄,王定烈居然又一次挺了过来。1937年9月王定烈终于又回到延安。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文革”岁月 关押劳改 但对党的信仰始终未变

1967年6月6日,在广空党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此时的王定烈将军已是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位负责人突然宣布,王定烈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勒令停职反省,关押劳改。

6月6日下午,广空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连续斗争王定烈三天,动员与会人员每人必须揭发他五条“罪状”。所幸的是,没有挨打、没有下跪坐喷气式。然后,宣布为“三反分子”,交给司令部专案组负责。规定他学习毛著,触及灵魂,交待罪行。每天半日劳动,改造思想,不准自由行动,不得与别人接触,写交待材料。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王定烈在检讨书上用毛笔写下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群众……然后,挥笔一连写了100个“毛主席万岁”。

专案组负责人对他说:“你为什么写97个毛主席万岁?这是别有用心!”王定烈说:“你当众数一遍好吗?那是100个,你正好掉了一行。”“那是什么意思?”他咄咄逼人。“就是万万岁嘛!”“你很不老实!”王定烈气愤至极,拍案叫道:“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陷害同志,就是革命吗?就是老实吗?”

从此专案组对王定烈看管得更严了,这期间王定烈先后向军区领导写过三次申诉信,均石沉大海。王定烈只好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空军党委上诉,要求澄清事实,请求恢复工作。直到1968年12月30日,调王定烈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那顶“三反分子”的帽子也不明不白地飞掉了。

离职以后,心系老区,热心公益活动。

1975年8月王定烈由济空奉调军委空军任参谋长。1982年11月,王定烈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科研装备兼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

1985年7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副司令员何廷一、王定烈等全部退居二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而,对于已是烈士暮年的王定烈依然心有所想,盼望为国为民奉献自已的余生。王定烈作为一个贫苦的孩子,难以忘怀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王定烈将军多次故地重游,访问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耳闻目睹老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老区人民仍然是那样淳朴,那样热情。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老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低谷。有生之年能为老区人民办几件实事,正是王定烈和许多老同志共同的心愿。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定烈将军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心中始终装着老区人民,只要是有益于老区发展的各种活动,他都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参予。中国革命的成功深含着老区人民无畏的奉献。“我是老区农民的儿子,是喝着老区的水长大的,为老区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王定烈将军的肺腑之言充满了对老区的深情。几年时间,他先后在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市农村调研考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90岁的王定烈老人身体十分健康,耳不聋,眼不花,钟情于书法,有时有人求字,他慷慨赠与。他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家里来客,有时临近吃饭时,他让厨师准备忆苦思甜饭,让年轻一代牢记艰难困苦的岁月。没次参加完各种活动,他将胸花别在客厅挂毯上留做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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