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漂泊的女作家
她一生追求爱与自由，在这暴力的、奴隶与欺侮的社会中，从异乡到异乡。——题记
萧红一直是我心中的向往。
半年前，一部传记类的文艺电影《黄金时代》让我第一次被萧红深深地吸引了，她在苦难之中流露出的美使我在往后的岁月里难以忘怀。
萧红是一位女作家。她很勇敢，她的勇气让她的一生成为传奇，也让她的心四处流离，她很痴情，她的缠绵让她遇上爱情，也让她一辈子都与不幸遭逢。
我做不到冷眼旁观，心中摇曳着的是挥之不去的落寞情绪。萧红其人，她的文字、她笔下的人、她的语言全像笼盖了自身的落寞心情——那种被未婚夫抛弃的落寞、被家族排斥的落寞、被注定孤独终生的落寞以及唯有时间知晓自己所有苦痛的落寞。
每次想起萧红，心中总会浮现这样的场景:灰白的天空下人群纷杂，所有的人都忙着逃难，偏偏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就如此引人注目，想要尽快往前赶却脚步蹒跚，一手托着似乎要下坠的腹部，另一方面还得照顾自己的行李，走着赶那趟重庆最后的船，快上岸的时候跌了一跤，包袱全部摊开，凌乱得不成样子。船就快开走了，她挣扎着想要起来，日军的炮弹便疯狂地炸起来，天上又下起雨来，她只有凭借着命运了。
这一帧电影里的画面，我其实是不忍直视的。她太过坚强，我必须悲悯她，同情她，并暗暗地想到:自己本来也是这样的人，不由地泪流满面。
她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她的不幸，源自她的童年。在萧红的记忆里，她的家是荒凉的，她家的院子也是荒凉的，敏感的心，孤独的性格，她很早就知道这世界上存在着不幸，或许隐隐地察觉着，她的命运将会与之纠缠不清。
后来，我在萧红的长篇小说里看到这样的话，“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
整个童年，萧红只有一个慈爱的老祖父可以依靠，她和祖父所有的快乐生活都在一个花园里，后花园的天地是童年的萧红快乐的天地。《呼兰河传》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园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那时她还没长大，她没有什么同伴，她只不过是她母亲的第一个孩子罢了。母亲早早地去了，留下老祖父默默地给予爱和温暖，正因为这样，萧红孩提时代的记忆里才有一点热闹的影子，那是她嬉笑着在花园里缠着老祖父消磨时光的影子。
萧红在书中这样回忆那时的快乐，“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她的童年终归是寂寞的，即便幼时的萧红尽力躲避大人的冷酷，可花园里仍有冬天来临的时候。“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这样的日子，过得很慢，也很寂寞，像许多日子那么长，也像往后的日子那么寂寞。
童年的岁月是落寞的，像花园里到了冬天就落光的大榆树，像墙头上飞来飞去不知何处去的蝴蝶，像永远不开花不结果的樱桃树，像秋雨摧残后大雪埋藏的凋零的花。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那时，她正值叛逆的年纪，又是尚好的青春，读书期间的萧红如身边同龄女孩一样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她的命运将要交付给一个陌生男人。无论如何，倔强而果断的萧红是绝对不同意的，她绝不能轻易把自己的幸福交托由别人处置，父亲，继母甚至整个家族的坚持，那也是不能够的，所以，她只能成为“出走的娜拉”，一路逃到北平，过上了流离失所的命运。她毕竟只是一个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那时，她没有什么钱，生活是很苦的，只能一个人死撑着。
不久，那个未婚夫汪恩甲去北平看望她，这样远的路，她自然是感激的，况且又是这样难熬的日子。但她们终归是不合适的。汪公子因私自去北平看望一事，家里也不再给他寄钱，在此期间，因为三观不合，矛盾日益加深，又加上没钱，汪恩甲以回家取钱为由，留下了身怀骨肉的萧红一人作为人质，离开旅店后就再无音讯。
后来，萧红迫于生计，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求助，偶然结识了萧军——这个与往后其相爱相杀的男人，从此种下了一生羁绊的情缘。那时，民族危难当头，命运难测，萧红与萧军却因秋天的洪水得福，她从很高的旅馆的管道旁用绳子爬下来，挺着硕大的肚子，一点点的，往下够那狭窄的救生船，从此，萧红和萧军，她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活着是艰辛的，心情也是苦痛的，萧红的《弃儿》一文中曾这样描写当时自己的神情，“秋天的夜在寂寞的流，每个房间泻着雪白的月光，墙壁这边地板上倒着妈妈的身体。那边的孩子在哭着妈妈，只隔一道墙壁，母子之情就永久相隔了。 ”
那时，萧红和萧军是相爱的，就像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或者换一句话说，那时她们都爱情还很单纯，“他蹲在地板上，下颏枕炕沿，守着她。这是两个雏鸽，两个被折了巢窠的雏鸽。只有这两个鸽子才会互相了解，真的帮助，因为饥寒迫在他们身上是同样的分量。 ”那时，她们是真的相爱，但也只有那个时刻，她们才真正地相爱。后来，便只有“相杀”了。
萧军于萧红而言，是她的劫，他一定是真的爱过她的，但也只是爱过而已，所以往后萧军与其她女人相爱的时候，也就那么肆无忌惮了。萧军对爱情不是抱着“爱便爱，不爱便放开”的态度么，所以不爱也便是理所当然的吧。那么，萧红呢？她从此一生遭遇爱情的不幸，曾经有多甜蜜，现在便有多痛苦，至于将来，将来，那是没有的了。
民国二十三年，她们同好友张梅林离开青岛抵达上海，遇到了鲁迅先生，这是萧红的幸运。萧红本就文采出众，加上鲁迅和许广平的支持，她的作品《生死场》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鲁迅曾经这样为其写序，“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或许是萧红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吧！但是，生活刚刚得到改善，感情就出问题了。这真是不幸，或许，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萧军陪她走完了该走的路，会有另一个人与之遭逢，互相谅解，也彼此误会。
端木蕻良与萧红同是东北老乡，相识于武汉，也是文人。他欣赏萧红，尊敬萧红，并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使萧红感到欣慰，即便这是萧军的心病。
不管端木到底是否采取了什么迂回战术，但归根究底，他欣赏萧红的才华，他是爱萧红的，所以他后来常常为她写诗，深情难却。
当萧红终于下定决心跟萧军分手时，她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她与端木仍于民国二十七年在他们的初见地武汉举行婚礼——上一次，她正是怀着未婚夫汪恩甲的孩子和她的三郎在一起的。
对这段感情，她曾经这样形容:“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老百姓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可见，萧红的确是对端木很满意的，他是那样温柔痴情而又文质彬彬，萧红是没有理由不选择端木蕻良的。但是，在此之前，萧红的心中必定经历了一场鏖战，不过最终是对萧军失望罢了，回忆哪能敌得过现实呢？真正要活下去，有情饮水饱是不够的，况且这“情”也渐渐地淡了。萧红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爱”和“温暖”是她永久的憧憬和希望，因这端木出现得恰到好处，从此只不过求一段正常的爱情罢了。相爱相杀不过外人看来精彩像烟花绚烂，其中裂肺撕心之痛无人知晓，从此只求安稳度日。
但是，萧红的希望落空了。
民国二十七年，萧红在好友白朗家生下一子，后不幸抽风而亡。
民国二十九年，萧红随这个男人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先后写出了著名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茅盾曾这样高度评价这部《呼兰河传》，“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民国三十一年，因病去世。临走时在纸上写下遗言，“一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去世四十五年之后，端木在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唯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九年之后，端木蕻良在北京去世，钟耀群即他的第二任妻子遵其身前遗愿将端木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
萧红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蕴含痛苦和折磨的一生。爱她的男人有很多，她爱的男人也许只有一个。汪恩甲，萧军，端木还有后来在病床前陪她的骆宾基，我难以说清楚到底哪一类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但我知道萧红自己应有答案，为爱奔走天涯是她的选择，为安稳选择留下也是她的决定。一生的爱恨情仇，既是不幸，亦是成全。
我只觉得她坚强，我只觉得她很伟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那样勇敢，不是所有人都能为爱情牺牲掉自己的安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战火纷飞里寻找心灵的宁静。她承受苦难的生活，于倔强之中默默开花，于凄凉夜时抒写心里的话。她一生追求爱与自由，在这暴力的、奴隶与欺侮的社会中，从异乡到异乡。
萧红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么爱，怎么活”。她做到了。只是人生苦多乐少。
后来，我看《呼兰河传》，看《小城三月》，看《后花园》，也看《萧红全集》。我想了解她，体会她，怀念她，也很认真地看所有关于她的资料，写下心中烂漫浮现的言语。于是，这些零散的印象组织起来，塑造成一个臆造的萧红。我以为，这真的就是萧红了，或者现在看来我是这样理解她。
但若不是，会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