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增献

我全面了解王增献，是在他死后很多年之后。

1987年，我上高中三年级。出于大多数人的意料我主动选择了文史科。当时我们的历史老师从课本上的一个内容说道王增献当他历史老师时讲得如何绘声绘色，我才知道王增献曾是历史老师。

我们村叫杨柳村，距离县城40多公里，紧靠县的东部边沿。村里的人都记不清楚王增献具体是哪一年过来的，也不知道他过去是干什么的，反正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住在大队部的一间杂物间里，也没有朋友来看他，他也不爱说话，几乎成天不说一句话。

我记得，小的时候，村里沿街的墙上写满了用扫帚沾着石灰刷的标语口号，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争朝夕，大干快上“等。这个刷标语的任务都是王增献的。它的字写得好，隶书楷书都会用，可惜，当时识字的人不多，但他干农活不在行，锄地锄得庄稼苗死了一地，割麦子慢得总落在女社员后面，杨场不懂得利用风向，有时还把麦子扔出老远。加上他不爱说话，貌似傻傻的，因此村里人就叫他“傻增献“。这个外号叫得人越来越多，人们叫得越来越顺口，到是真姓什么逐渐被人忘记了。

可他对我们孩子来说，却是愉悦的源泉。那时是上世纪70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没有电视可看，没有收音机可听，只有公社的电影放映队每月不定期来村里演一次电影。那时看电影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放电影的机器和电影拷贝等放在一个手拉车上，该到哪村演由村里派人去拉电影车。我村拉电影车的人就是王增献。

每月放电影前，我们一大群孩子都聚集在村口，望眼欲穿地等着王增献出现。我也特别爱看电影，有一次，在村口等不及了，便一人跑出2里多路去接电影车。碰到了正拉电影车回村的王增献，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对话:“今黑演啥片““《东进序曲》““好看吗““好看，昨晚我还在前营村看过，演的是新四军的事，“他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接下来的路上，他又给我讲了皖南事变黄桥决战，还介绍了叶挺军长项英政委的命运等。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的历史知识，虽然当时还似懂非懂。我才发现，王增献一点都不傻，还很有语言天赋，并且很有知识。

有了这次谈话，我和他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断断续续地了解了他经历的一些片断：他原是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一名老师，教什么的后来才知道，反正在学生中口碑很好，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是小学老师，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在一次讲课时，讲到了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王增献脱离课本进行了“发挥””:”赤水河水很浅，趟着就过去了。”（其实，是改革开放后修水电站，让水变浅了）有人汇报给学校当局，说他蓄意诋毁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故意贬低毛主席的指挥艺术等。那时上纲上线是很正常的事，全国正在斗右派，右派的帽子理所当然地给他带上了。特别是王增献平常脾气很直，和校领导不合，多次提出合理化建议，如要精简政治学习等，于是他成了全县的右派典型，游街批斗带高帽子——什么手段都没放过他，自然也被开除了教师队伍，妻子“大义灭亲“，主动和他划清了界限，孩子也带走了。王增献也被下放到我们村。据说是全县右派被下放得最偏远的一个。

残酷地斗争让他哑了口，撕心的家庭分裂更给他沉重的打击。当时村干部看他孤身一人，就让他在大队部的杂物间住下，当“五保户“养了起来。他不会干农活，一年挣不了多少工分，所以生活得很不好。

王增献也有重操教鞭的时候。那时1976年，我刚上小学，不知什么原因，上面要求每个学校必须学英语。我们那儿却找不到人教，地方偏僻外面的老师都不愿来。这时有人说王增献会英语。原来当时村里买了一台水泵，上面有英文，别人都不认识，王增献却熟练地念了出来，并给大家解释是什么意思。王增献也很乐意重操旧业，那时英语课首先学的是“毛主席万岁”

longlongyearsqianmenmao。王增献领着学生读了几遍，忍不住又“发挥“起来:“你们这样学英语时不行的，应该先学26个字母，掌握好了音标，才能学句子“。这话好像不让学“毛主席万岁“似的，这下又惹了祸。学校坚持不敢让他再教了，他又回到了老路上。我们的英语课一连几年没开起来，孩子们的英语基础都比较差。我考初中时英语都不及格，只有40多分。

王增献的英语课停后不久，就得病死掉了。当时是下午得病，晚上就死了，也不知得的什么病，也没有人给他送葬，村里给他买了一口便宜的棺材，草草埋了了事。

王增献留下的儿子也长大了。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大学毕业的他还到我们村寻找过。在村西头墓地上竖起一块碑，写着“父亲王增献之墓“。他只回去过一次，以后再没回去过，现在也不知道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