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时光
编辑荐：爸爸都会提起外婆，不光是母亲的生身母亲，还有张氏——那个一直被母亲称呼为“妈妈”、并且终身未育、而且所有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和生日的老太太。
她结识外公的时候，外公已经六十二岁了，我的两个舅舅和两个姨妈都已经成家，并且已经有了一大群孙子孙女。只知道她姓张，比外公大七岁，终身未育，有一养子早已成家。她经常背一个小背篓，带着黑色的围裙，留着齐耳的花白头发，好似随便拿起的一根木棍，成了她的拐杖。她经常就这样到处走，背篓从不离身，据说认识外公的时候就是这样，她走到那个小村子，见外公一个人在干活，就站在那聊着，时间长了，可能外公也觉得确实需要一个伴，或者看他无依无靠可怜她，谁也说不上为什么，外公便有了和她过日子的心。彼时，我的外婆已经因病离世几年了。
外公首先和我母亲商量，我母亲是他最小的孩子，态度很明确，由我爷爷充当说客，理由是外公不应该找个比自己大那么多的老太太，因为她好像偶尔有些迷糊，无疑会增加外公的负担，而且有可能她很快就需要人伺候她的吃喝拉撒。外公就说了一句：“我需要有个人说说话，最少在我生病起不来的时候，有个人可以给我倒碗水。”我从来没见过外公发火，这件事他特别坚定，与其说是他来和我母亲商量，实际上只是通知我母亲，希望有个人支持他，因为他心里清楚所有人都会反对，除了他的小女儿，他没机会说动其他人接受。
不可能有婚礼，甚至没拿结婚证，那背篓、黑围裙，就是她的嫁妆。外公一共两间房，里间约十五平米，放着一张一米五宽的床，床头刚好放一个大木柜子，与床紧紧贴合，每次从那笨重的柜子里拿东西，需要先脱鞋站在床上，床前放着一张八仙桌，一方靠墙，另外三方各放一张条凳，外间不足十平米，算是厨房了，一口石头凿出来的大水缸，甚至没有门，用竹子编了一扇，用来防止畜生进去糟践。这就是外公的全部身家，充其量，那大木柜子里还有千把斤粮食。两个舅舅离他一墙之隔，早已分家立户，在外公去世之前，我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儿子叫他吃了一餐饭，不管是过年还是生日，只有三个女儿带着家人，吃了午饭就走，因为家里住不下，从来就没人动过过夜的心。我也见过外公会在生日叫他们来吃饭，但是他们都不来，包括他那些孙子，也没有来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张氏的出现演变出了他们的矛盾，因为外婆过世的时候我才一岁，就算张氏出现，也肯定在我五岁之前。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我比弟弟大六岁，在我母亲怀着弟弟期间，张氏多次告诉母亲，她从某某地方寻来了土方法，母亲肯定怀着女孩，劝母亲流产。知道她没恶意，母亲并没有反驳，而她的话也没有任何作用。
只有我和弟弟称呼她为外婆，可能是因为我们俩是孙辈中年龄最小的，从小叫着，倒也不别扭，而我母亲一直称呼她“妈妈”。外婆很疼我们，对母亲总是称呼“幺女”，据说一辈子都没人叫过她“妈妈”，包括她的养子。
我们每年正月初二去给外公拜年，这是约好的，彼时两个姨妈和姨夫也来，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那些姨表们。据说他们都不愿意来，因为外公家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终年都是黑蒙蒙的，而且家里没有糖果，没有一件能讨孩子开心的物品。每次去，我们只能吃上腊肉炒芹菜，腊肉炒白菜，外公还会吩咐外婆准备花生米让他和三个女婿喝酒。本来是做花生札，就是把花生米炒熟出锅，把白糖和水放在锅里熬，直到能拉出丝，再把花生米倒进锅里，然后迅速降温，完全凉了以后花生米还是一粒一粒的，上面均匀的裹着白糖，又甜又脆，大人孩子都喜欢。而每次出自外婆之手的，都是冰糖炒花生米。她把花生米炒熟后，直接洒上一把冰糖，迅速出锅。吃饭的时候外公总是用筷子夹起来，看了看，笑眯眯的说：“我总也教不会她，你们将就吃，牙好，吃着也有意思。”然后外婆就在一旁笑，她耳朵有些背，看见外公夹起来笑眯眯的说着什么，以为夸她呢，就赶紧往我碗里倒，还招呼我们多吃点儿。
前几年，每次春节外公也叫两个舅舅，可他们都不来，对我母亲他们姐妹几个的解释是：“那么脏，怎么吃得下啊？”可不管怎么劝，他们都不来，还会从我们到外公家开始，大舅就扛着锄头在外公屋前的那块自留地挖。可别以为他勤快，他就是怕外公给我们拿点什么，像个活监控一样的注视着屋里的几个人。每次都很尴尬，说白了，家徒四壁的墙，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来源，外公能给我们拿点什么啊！
母亲他们俩决定南下，把我放在了爷爷家。想到外公年龄大了，他们那里的天地都是很陡的，一块田二十几平方的很多。我们村地势相对来说更平坦，加上爷爷有很多电动的农具，就叫外公过来种我们家的地，收割了在找拖拉机拉回去。每次外公都来住几天，忙完了再回去，爷爷奶奶就帮着照看地里，而外婆放心不下家里两只鸡，每天就背着那背篓，戴着黑围裙，用一根随手捡来的木棍做拐杖，岣嵝着七十几岁的身子，步行着往返于这相距大约八公里的家。
两个舅舅总是很多闲言碎语，说外公就是帮妈妈储存粮食。于是奶奶总在收割第一时间，帮外公一袋袋的装好，亲自叫来村里那唯一的机动车——拖拉机，一颗不剩的运回去。爷爷和外公关系极好，如果外公没回家，干完活两人就一起喝点儿酒，奶奶也会指挥我们笨拙的炒点鸡蛋或者腊肉，外婆，就从来没有在我们家过夜。
外婆总是笑眯眯的，把外公伺候得很好，她称呼外公“老吴”，外公一直称呼她老太婆。时光真的很快，十年，就这么在外公夹起一道菜，笑眯眯地说：“老太婆，你这做的什么啊？”和那个侧着耳朵，微笑着什么也不说的老太太中溜走，弹指间就过完了。
外公突然生病了，腿疼，从最初的不能干重活到躺在床上，只有几个月。那是在母亲南下的第三年了，我已经长高了差不多二十公分，却还没见父母回来看我。母亲用了六天时间，在路上转了几次火车，终于在腊月二十七到家了。她去找舅舅，因为听说外公患的仅仅是骨病，只要手术了就会不疼，还能彻底康复。舅舅都表示没钱，连同两个姨妈，也不接受母亲的提议。他们都觉得外公年龄大了，没必要花这冤枉钱，母亲哭着：“我可以出钱啊！”大舅的态度很强硬，对母亲的回答更决绝：“那好啊，你想出头，那你把他带走，我不想看见，死活你都自己处理好。”碍于各种压力和劝导，母亲又南下了，这短暂的见面，竟成了永别。
外公是在那个夏天走的，我十五岁，他刚过完77岁生日，除了我和弟弟去看他，家里没有任何亲人。外公瘦的不成人形，低矮的蚊帐好像压得床都踹不过气来，他就这么在床头靠着，外婆把吃的端给他，他招呼我们坐，而彼时，他们俩已经不能给我们弄任何吃的了，就连那碗冰糖炒花生米，我也再没有见过。清楚的记得，那天是农历四月二十八，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闭上了双眼。听邻居说，离世的时候他疼得哭喊了一天，一直叫着老太婆。外婆拄着拐杖，在村里像疯狗似的来回穿梭，碰见个人就想知道有没有减轻疼痛的方法。外公是黄昏离世的，彼时住在隔壁的二舅妈正在洗澡，用她后来告诉我母亲的话说，家里有风俗，有老人去世后直到下葬前都不能洗澡的，这大夏天的，看他要死了，肯定要先洗澡啊，听见没了声响她才去看的，还没咽气。她担心外公如果死在床上，到了阴间走黄泉路会背着床，便把外公拽到了地上，还笑嘻嘻地拿出一条又破又脏的裤子，告诉母亲，家里什么也没有，俗话说：“要想富，就要穿条落气裤。”我看着母亲的脸，微笑着，而只有我知道，离开那个家，母亲边走边哭，我一句话也插不上。
其实母亲并没有参加外公的葬礼，那时候还没有普及手机，接到奶奶的电报，已经来不及赶回来了。母亲在后来打给奶奶的电话中一边哭一边责备，怪奶奶不早告诉她，怨自己没有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参加了葬礼，穿着奶奶新买的白色衣裤。葬礼在大舅家办的，很隆重，我只是蹲在路边洗碗，善于说笑的大舅妈站在路口迎接前来吊唁的亲友。她还是那么大嗓门，对每个对她说“辛苦了”的人回应道：“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始终不说话，直到她高仰着头，大笑着对一大帮我从来没见过的亲友说道：“我爸这辈子是辛苦了，全为他老萧家做了，到头来萧家连一个人也没来，全他妈死绝了。”我噌的站起来，砸碎了那一筐碗，指着她说道：“我萧家怎么样自有天鉴，倒是你说这种话，小心被雷劈，老天可是有眼的，你会遭报应。”所有人都还当我是个孩子，对着流泪的我一番哄，我也没弄懂自己为什么落泪，只是想哭，仅此而已。
外婆一直坐在屋檐下的圈椅上，从外公咽气就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就那么坐着，随便拾起的木棍放在脚边，戴着黑色的围裙，眼睛睁得很大，好像都不会眨了，眼角的眼屎混着星星点点的泪花。没有任何人理她，也没有吃一餐饭。
外公入土了，幺外公（外公最小的弟弟）问大舅：“现在你爸走了，那老太婆怎么办？跟了你爸十几年了，都是她给你爸养老送终的，她接下来的生活或者是等她百年之后怎么办？”大舅正端着酒杯，高声说道：“叔，你放心，等她死了，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到时候我把她背上，就扔在那边山上以前打石场那洞里，又没后人，管她呢！哈哈，喝酒！”
外婆一个人住在那间只有一枚十五瓦灯泡的小房子里。外公病后许是预见到自己会先走，提前给她备好了棺材，就放在煮饭那柴火旁边。成年后我才懂得，在那昏暗的房子里，她定是数次望着那口黑漆漆的棺材遐想过。
我也南下了，只是没把葬礼上的事告诉母亲，怕她难过。奶奶时常在电话里告诉我们外婆又去找她了，外婆变得更糊涂，一直管奶奶叫“姐”，除了奶奶，她谁也不认识了。她会隔几天出现一次，走路来，背着小背篓，吃个午饭，临走时问奶奶要上一、二十块零钱，再让奶奶给她些吃的。实际上她只能背几斤了，每次奶奶就给她两碗米，或者给她拿点煮好的肉。她很感激，不停地给奶奶说好话。
据说外婆经常去那片荒凉的坟地看外公，一句话也不说，歪着头望着。果子成熟的时候，她会摘上几个，用围裙兜着，放在外公坟前。我的外婆——外公的前妻就葬在离外公不远处，外婆也会去看看。
几年后，外婆约摸九十岁了，彻底不能独立生活，连去找我奶奶诉苦都不能了。听说她的养子想接走她，被她拒绝了。外公屋前几百米的地方有一条小溪，再对面就是新修的水泥路，一座崭新的敬老院落成。雪白的墙壁，高大的围墙，出于村干部的照顾，外婆成了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会时常找人给我奶奶带口信，说敬老院有人欺负她，抢她吃的，还掐她。可是她忘了，认识我奶奶的人不多，所以不是每次都能收到她的信。偶尔奶奶也去看她，给她买几块饼干，然后她就叫着“姐”，拉着奶奶的手哭泣，不让奶奶离去。
那年我第一次带先生回家，就在小溪旁边的水泥路，见到依然戴着黑围裙的外婆，我叫“外婆”，她一直看着我，先生拿出钱放在她手上，她留着泪拉着我的手，着急得直跺脚，不停地问旁边路过的人：“这是谁啊？怎么那么好啊？还给我钱。”眼泪从那干瘪的脸上一直坠落，终于演变成了大哭。“这是你外孙女啊，你幺女的孩子，你怎么也忘了啊。”路人还在向我讲述着，我知道，他们都是见证过我母亲成长的人，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努力的平复自己，微笑着，对那些说认识我的人表示致意。
每次奶奶在电话里对我讲的时候都要确定我母亲没在旁边，怕她难过，可我母亲却时常对我说：“以前太穷了，要是你外公现在还在多好啊，我就可以让他看看飞机了。”
外婆去世了，不知道具体时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是在奶奶去看她的时候，听敬老院的人说起的。说是找不到人认领，政府出钱火化了，连骨灰也不知道在哪。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反而高兴，九十四岁了，还好有奶奶记得她的年龄。通知家属的时候，大舅的新房子刚落成在敬老院旁边，可他始终没有出面。不过这样最好，至少不会落得向他说的那样，扔在山洞里让她自己腐烂。
而至于大舅嘛，彼时他连扔那骨瘦如柴的老人去山洞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也患了骨病，我不知道具体什么病，只知道和外公当初发病一样。当初，医生明明说外公可以治愈，却在疼痛中度过了一年半，生生疼死了。可大舅，即使用药也是病情一直加重。据说他刚发病的时候，每晚都去外公坟前烧纸，去悔过。我现在路过那条水泥路，只能看到大舅坐在门前，连站起来都需要搀扶。母亲还是会在春节给外公烧纸的时候去看看大舅，或是出于兄妹情谊，叮嘱大舅赶紧治疗，而我却非常木讷，或许是从小就不善于表达，只是看着大舅，没有任何表情。
我想：在最后的时光里，外公还是幸运的。在余生面临的最孤独的十几年里，有个一直陪着自己的老太太，哪怕需要人照顾吃喝拉撒，她都没有表现出一丝不满，从来未曾想过离去。我认为他们不只是搭伙过日子，应该还是有爱的。而在外婆最后的时光里，直到最后她都还能走动，去看看外公的坟头。
春节我依然陪母亲去给外公上坟，才发现，敬老院的大门居然能看见外公的坟头。而每次，爸爸都会提起外婆，不光是母亲的生身母亲，还有张氏——那个一直被母亲称呼为“妈妈”、并且终身未育、而且所有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和生日的老太太。
